当前位置: 首页 > 政府信息公开 > 历史沿革
历史人物和现代革命人物
2021年04月19日 11:18:00 来源:临县史志办

赵中元(1702——1750),字正公,号酉古,临县寺家塔村人。自幼敏而好学,过目成诵,10岁尽读乡里藏书,20岁赴京求学,“日游书肆,悉心翻阅,归则择要抄录”。尽通诸子百家,少负才名。

雍正七年(1729),适遇皇室宗学招聘教习,中元应试即被录取,在皇宫宗人府任教谕。雍正十年(1732)中顺天乡试举人。乾隆二年(1737)中进士,御批“即用浙江知县”,辞而不受。据传后来作乾隆之子爱新觉罗·颙琰(嘉庆)的教师。一日,正在跪讲,见皇子打瞌睡,怒不可遏,随手将一本《资治通鉴》甩出,正巧打在皇子脸上,自觉闯祸非轻,立即转身出逃。乾隆得知后说:“不要难为先生,把我的圣字宫灯送给他。”中元自知前程已失,乾隆原谅,以后如何?余悸难消,不久即返乡为民。返乡后“不事家人生业,酒债累累,典衣质裘,邋遢度日。”乾隆年间,为城南东岳山文塔撰写了“文塔铭”。在县城还书写门匾,今存者有“世其昌”三字,字迹颇有走虎行龙之势,常引人翘首。

民间流传赵中元的故事有:《外祖母家吃油糕》(是说其幼时的机智),《才冠翰林院》(说其青年时期的才华),《打太子》、《圣字灯笼挂草房》(说其闯祸出逃),《酒楼对诗》、《诗中摻水》、《臭虫的儿子不粜米》、《一语破一案》(说他的才华超群,以及在地方官吏中的威望)。

乾隆十五年(1750),赵中元在穷困潦倒中病逝。

李锡嘏(1708——1765),字如九,号祉堂,临县城内人。幼时勤奋好学,善于独立思考,不满足于记诵字句,对所学必追本溯源,直到融会贯通。18岁起专通五经,博览群书,深得知识界人士敬重。清乾隆丙辰年中举人,乙丑年中进士,受聘于汾阳罗城镇就馆教学,不久又受聘于交城卦山书院任主讲。后因父病,辞返故里,侍奉膝下。父病逝,守孝三年后,赴京候选,委任河南省阳武县知县。

到任初,时值阳武县黄河堤决,水势泛滥,筹办防堵工程不胜劳瘁,旋又淫雨连绵,阳武一带尽成水国,灾民急待赈救。锡嘏及时上报灾情,按户发款,计口散粮,远近无遗漏,吏役无侵吞,灾民濒死得活者甚多。但涝灾已成,秋收大减,严冬到来,县民饥饿依旧,四出逃生。他目睹此情,心急如焚,首先捐输了自己的俸禄,并劝当地富户同捐,设厂煮粥以赈灾民,得救者五千余人。锡嘏决断讼事亦不轻易用刑,每案都耐心审察详情,使有罪者甘心服罪,有冤者得以昭雪。

锡嘏被调任杞县知事离阳武时,黎民攀辕卧辙挽留。到杞县后,又值岁歉,他奉令赈济,按上中下户及人口大小,不漏一人,不滥发一粟。境内发生蝗灾,他率领差役,召集县人及时奋力扑灭。县境内分为十保,粮随地征,日久因农民迁移,征粮时往往找不到地主,无主地应纳的粮由保内所属农民负担,农民对此有苦难言。他得知后,将久受牵连的无主地征粮尽数豁免,减轻农民负担。他在杞县任上,还遇黄河南北各处大水泛滥,水与堤平,一旦风雨激荡,即有决堤之险。他露宿堤上,率民日夜守护,直到退堤。时杞县城垣年久失修,一旦河水溢出,即无法堵当,他令合邑人士量力捐输,挑选有才干而公正无私者监督管理,及时整修。他对教育尤为关注,力主设立书院,聘名儒为主讲,并亲临书院登台执教。遇国家考试大典,必设丰厚宴席,招待应试学员,并捐出自己的俸银为应试学员作路费。在他的影响下,杞县的学风、文风大为改观。杞县人于县城西郊普济堂侧为其建生祠,以表敬怀。河南省巡抚保举他升任知府,后提补河南开封朱仙镇水利同知,又委署河南卫辉府知府。他离开杞县时,父老焚香顶烛,跪拜于路。

乾隆三十年(1765),李锡嘏奉委由水路运送东南各省官粮进京,行至大名府,旧冲气病复发,卒于当地,终年57岁。其子李树嘉奉丧归,葬于县城东关北岳庙侧。 

张从龙(1797—1870),字子云,临县玉坪村人。少有膂力,喜弓马,幼随父读书兼习武功。弱冠入邑武库,拜师野林王公。王系武当山的俗家门徒,集太极、八卦、形意、少林拳于一身,精于骑射,通晓兵法,张尽得其传。道光二年 (1822)中武举,道光三年会试,名列榜首。继经殿试,擢一甲第一,钦占状元及第,深受道光帝器重,以头等佳卫赐乾清门行走。但他胸怀大志,常以“男儿当鏖战沙场,方不失为华夏子孙”,“吾之所学,在于强神卫国,健身御敌,九卿碌碌奉其官,心实不甘”自勉,求人打通关节,调配闽浙绿营,官授游击,驻防闽浙沿海。海防必善水战,从龙日习水战,夜学兵法,12年不返家门。在镇守连江所海口中,多次率军打退海寇偷袭。道光十七年 (1837)闽浙大举阅兵,其行阵严明,训练娴熟,阵容军纪,均冠三军,被提为参将。

道光二十年(1840),林则徐、邓廷桢禁烟抗英对其影响很大,邓廷桢督闽,从龙御外侮的决心更强。他平时留心海防地势,作《闽海战略图》,图中对海口、关津、明码、暗礁、深港、浅滩以及起潮、来汛、风云变化、渔民艇户,那里可以驻军,那里利于防守,都标的清清楚楚,秘为珍藏。他看到海防在急,将这张军图送给闽督邓延桢。邓初到闽省,得图如获至宝,不及一月,即将海防部署完毕。

同年五月,英军在澳门攻击不入,改道闽海,攻取厦门。从龙在邓廷桢的统帅下,严阵以待。英船驶近厦门,他令水勇扮作闽省商人,大模大样行近英船,待至夜间,火罐喷筒齐发,射向英舰,英舰猝不及防,几十名英军被焚烧击毙。英军统帅伯麦,大举反攻,张从龙率水勇固守炮台,英勇抗击,英军锐气被挫,退出闽海。

道光二十一年(1841),在定海战役中,总兵葛云飞、郑国鸿、王锡朋殉国,钦差大臣裕谦自杀,举国震动,军民疑惧,从龙临危受命赴狼山、定海、处州三镇狙击英军。他在战斗中,与士兵同甘共苦,指挥果断,屡克顽敌。一次他带兵欲增援副将朱贵,收复镇海,不料朱贵军已败,英军正乘胜夜袭,他攻入敌阵,毙敌50余名,带领训练有素的拳勇百名,飞跃敌前,一阵猛冲,杀得英军丢枪弃械而逃,抛下尸体50余具。

道光二十二年,从龙奉命护理处州总兵,在招宝山防堵。 他预测沿海大风将至,乘夜带兵趋近敌舰,暗伏港湾。次日凌晨,台风大起,波涛汹涌,张下令排炮齐发,英军欲还击,风向不佳,舰只调转失灵,霎时数只英舰中弹燃烧。英军挨打至下午风定,组织反攻,从龙亲自拔开四千斤重炮发射数弹,击沉英舰一只,运送船两只。而他不防一弹飞来,身负重伤,血流满面,昏倒在地,当部下救醒后,坚不退避,浴血奋战。是役击沉英船数只,使英军威风顿敛。张以血战功荣升台州副将。

张从龙奋战海防三十余年,志在卫国,直到晚年致仕返乡。同治九年 (1870)病逝,终年74 岁,葬于万安坪村。

赵无玷(1877——1909),字仲磨,临县城内人。幼时从父攻读,稍长从师于本县名儒贾凤书门下,在凤山书院就读。18岁府试,中第一名秀才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)清廷开科取士,他本不愿去应试,但由于师命与众望难违,勉强去了省城,却以五百两银卖掉自己的答卷,使买者中举。此事引起其父震怒,认为他“辱门陷户”,当即严责他“归还本来面目”(举人)。他坦然答道:“科场儿不愿去,功名儿不愿得,父要儿赎誉,三年后还你个举人“,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再度应试中举。

赵无玷中举后,被选入省令德堂深造。他精于计算,令德堂会考名列第一,被任京官,授度支部(户部)主事,兼管河南田赋司,在河南目睹“政繁赋重,徭多税杂,民生凋敝。”经明察暗访,查明地方官横加于农民的苛捐杂税二十一宗,折银六万三千五百四十三两,遂直言不讳上奏。

奏章以论法制起首,转入现状呈述:“徽臣主度支之事,司河南之赋,到豫视察有年,洞悉其中利弊。”“查河南年年有灾,岁岁闹荒。去年陈州荒地千里,怀庆十室九空,乡民啼饥号寒,奄奄一息者常见不鲜,路旁扶老携幼,奔走呼号者,比比皆是。”在呈述现状后,进一步呈述原因:“究根寻源,天灾固有,而人为之祸十占八九。”“当今县制,倍多于古,民少官多,十羊九牧;蒙君作弊,专横跋扈,上瞒下漏,患无所救。”“主政则受贿,治民则搜刮,位高则弄权,宠上则拉夫。”“官税虽重犹有底,附税浩繁无可计。黄纸蠲租(诏书免除租税)白纸催(地方官文告催租),敲诈勒索万民哀。”“土地拍卖犹纳税,田园荒后尚征苗,任是深山更深处,亦要抓捕抽丁徭。”“如此状况,贪官污吏勾结土豪所也!”“据抽查,仅彰德、怀庆、陈州、南阳四府,横征赋税21宗,年折银63543两。事实确凿,有据可查。”最后建议:“忧民之忧者,民亦忧其忧,乐民之乐者,民亦乐其乐。乞我皇调人员,清财赋,廓清积弊,严整法度,赈灾恤民……”。后附横征暴敛官员花名。

在封建社会,谁要揭露朝廷弊端就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,这份奏章发出,知心至友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当时清朝摇摇欲坠,摄政王为了拉拢民心,稳定局势,按奏章列举官员,择重者惩办了几个,并诏令免除每年横加在河南农民身上的六万多两赋税。

河南农民的负担减轻了,赵无玷却因此得罪了不少官吏。宣统元年(1909),他正在书写财赋丁徭方面的变革论文,忽觉胸闷胃逆,延医诊断,医言“似中毒”,医治无效,逝世于北京,终年33岁。旨令“护柩回乡,官仪办丧”。

刘汝䜣(1852——1911),字怡亭,号玉峰,晚年号澹园,临县东柏村人。生于世代苦志读书执教,以文名素著之家。其父刘如兰深受傅青主影响,“清才硕德,潜心理学,不慕荣利”,虽饱学而不仕。

受其父影响,自幼好读,善辨字,爱诗词,7岁父卒,因家境清贫,依附姐家为生。时值姐家张氏办有私塾,常恒立窗外,窃听先生讲授,默记于心。先生日见其来,甚感奇异。一日呼入询问,竟能将先生讲授背诵一字不错。先生深感其求学之诚,记忆之强,喜告其母说“是儿外痴内慧,将来必有造就。”并表示情愿不索学费,收他就学,汝才得入学就读。稍长归家,“居贫而志不倦”,师事本县贡生刘雨田,勤学苦读,继父遗风,工于诗赋。师爱其才,尽心教授。同治八年(1869),汝赴汾州府求学,除学好所定课程,尤重博览。因家贫无钱购书,常借读于书肆。如此苦学数年,胸怀豁达,学识大长,光绪八年(1882)科副贡,边执教于私塾以谋生,边博览诸子百家。光绪十四年中举,光绪十五年中进士,一时“名冠文场,声腾府属”,随即出任陕西神木县知县。赴任后,勤政爱民,廉洁奉公,声望颇高。他为体察民情,常至乡村走访,遇事立断。在神木县乡村看到苛捐杂税繁重,民不聊生,怨声载道,即设法减免赋税。发现土豪劣绅残酷剥削欺压农民,即就地整治,为民解忧。神木系陕西风沙大、干旱多的贫困县,经济文化都很落后,即兴办学校,并因势利导,率县民开发碱场,务牧畜,鼓励农桑,使神木县的生产得有较大发展,去任时,绅民饯送塞途。长城横贯神木县境,地势险要,为兵家争夺之地。他为神木人勤朴善良之民风所感,望壮观之河山,也增添了不少诗作。所作的《长城颂》、《中华大地》等诗,抒发了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、报国之志。

由神木转任孝义厅同知,其地瘠苦年荒,盗风称剧。他到任后,既请放赈,缉匪复亲,行乡劝谕,逾数月民皆宁息。由孝义旋补麟游知县,藩司批禀他有“不嫌缺苦,不恤身劳”之评语。而他耳闻目睹,深感清廷腐败,朝政日衰,外患日亟。他认为己虽清正为官,竭力为民解忧,但“时事日非,事与愿违”。他不愿再为腐败的清廷作官,到职不久,即以请假归葬兄嫂为由,再未出任。日与子侄讲史论典,著书立说。著作有《云潜诗草》、《云吟小草》、《秦中吟》等诗作四卷七百余首,《宦余随笔》、《蓉岩杂著》文集二卷。

宣统三年(1911),刘汝因病逝世,终年58岁。内人将其遗作合刊为《澹园遗集》共六卷。清壬寅科举人赵玮作序云:“先生每成一气,下笔千言,倾刻立就。”“不仅以诗格见长,然诗以言志,志之所至,诗亦至矣,况先生之文诗,意在继述前型,抒发素抱,与寻常流连光景者迥然不同”。当时名人学者认为“近代本县诗坛名家,无出其右”。

吴命新(1856—1928),字敬夫,中年后号敬命,临县上西坡村人。7岁就读,其师善书法,入学即教以书法入门法则,规定每日写字一百。从此即苦练书法,终生不辍。后从师于凤山书院主讲贾凤书,为邑痒生。光绪十一年(1885)拔贡。十五年(1889)中举。

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赴北京会试。参加了“公车上书”,与康有为、梁启超过往较多。中进士后,康有为即荐他到北京图书馆任职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发动“戊戌变法”时,康有为曾偕吴命新参见光绪,专折奏事。变法失败,吴命新感到政治风云突变,怵目惊心,对变法虽表同情,但对康组织的“保皇会”,宣扬“助外人围攻匪以救上”,则深为反感,康梁数次邀他随行,均婉言谢绝,专心于博览群书,苦练书法。

光绪三十二年(1906),命新任陕西定边县知县,适京师学务处催修县志,即选拔文士,组织采集考订,辑成《定边县乡士志》。在定边“政声尚好,墨迹不少”,定边档案中有“定边东滩,教会与民争八里河水利,讼于县堂,吴公手制水章八条,弥患息讼”的记载。

宣统元年(1909),调任陕西岐山县知县,访察民情,清理积案,兴修水利,开垦荒田,举办蚕桑讲习所,成立农业学堂。在职数年,颇得民心,离职返乡,岐山人赠“万民伞”三把,以表敬意。

命新以书法负有盛名,并兼通篆刻,其书功力遒劲,笔势神逸,造诣精深。太原孔庙、大同云岗、介休绵山、方山武当、交城卦山、陕西岐山、绥德、榆林以及北京博物馆等处,都有他的手迹。境内墨迹颇多,原城内四座大牌坊的匾额、挂对,大部出于他手。其墨迹存世的有篆书《石鼓文》、《千字文》;篆刻《雪窗偶录》、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,隶书《临县志序》。不少挂联、条幅落于民间。

命新一贯热心兴教。返乡后,修校舍,制用具,在村里开办学校一所。后经他多方努力,于光绪三十年(1904)将村校转为国民学校,并破例招收女生,是本县由私塾转为公立的第一所学校。民国6年(1917),还出任过《临县志》的总纂。

命新热心公益事业,经常注意积存义仓,每遇重灾,即开仓散赈,修桥铺路更是常事。民国17年(1928),在弥留之际,令其子将乡民欠账当众焚烧,乡里人甚为感动。

胡宗虞(1872——?)字劭周,贵州安顺县人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中举,复又毕业于法政专科学校。民国4年(1915)调任临县知事。

宗虞在临县任期内做了不少于民有利的好事。首先对县情作了广泛调查了解,认为财须民生,强赖民力,感恃民势,福由民殖。故王者以民为天,而民人以食为天。临县是个“贫瘠民疏”的大县,要治理好临县,首先应“扶农”。他所了解的临县是“区域所限,气候各殊”,“城北宜麻,城南宜桑。棉花产于枣圪垯,烟叶种于三交镇。五谷则合县均产,莜麦白文、城庄沟最佳。蔬菜碛口为早,稻子青塘独有。莲菘以白文为强,白菜以龟峁为多。大峪沟最宜栽葱种蒜,甘泉沟独擅茄子、冬瓜。沿黄河枣树居多,而开阳较为驰名。苹果粗梨虽亦有之,可为数很少。牧畜、森林尤为近世要务,而城东北城庄沟相宜”。他对不同产区进行了分类指导。如发展蚕桑,将原有三亩农桑试验场派专人经营,又租赁茶壶坪前学校的水地20亩,南关寺地16亩,民地3亩作为桑园。以这些桑园为基地,试种试养加以推广。仅民国5、6两年,就发出桑苗60余万株,分到36所的34233户。当时桑蚕在临县得到迅速发展,农民从中增加了收入。宗虞看到沿湫水河两岸万亩川田干旱不能浇灌,三赴白文,五到榆林考察,在阳坡、铁炉沟等地,白天勘察,晚上设计,说服乡民,督率民工筑河坝,修水渠,平整土地,将白文至城庄,榆林至龟峁的800余亩旱田变为水地。

在扶农的同时,十分重视教育。他认为“治天下之治者在人才,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”。在县城创办了劝学所,教育图书馆,第二模范学校。在白文创办了第一、第二国民学校。指导劝学所人员分赴各区宣讲、规劝,协助县教育科组织适龄儿童就学。民国5——6年(1916——1917)在各村镇创办和改设了国民小学71所,为临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宗虞知识渊博,文笔出众,为策励后人,在发展教育的同时,悉心修志。他聘请120多人,走访全县大部分村镇,通过文征、口啤和实物采集、考证,历时2年,于民国6年(1917)修成《临县志》。全书共4册30卷,以分别叙述一种事业或一个问题的概况,反映了临县历史悠久,区域辽阔,灾荒频繁,民风纯朴的特征。

胡宗虞在任的四年间,临县“百业振兴,公堂讼鲜”。

冯汝骧(1875——1947),字隽三,临县碛口镇冯家会村人。少年入县痒,成为优廪,是本县名儒贾凤书的高材生,光绪二十九年(1903)中举,后又考入北京大学,成为北大文科优等生。

民国2年(1913),北大文科毕业,受山西省立一中聘请任国文教师。知识渊博,讲解能结合实际,深入浅出,引人深思,课余辅导来者不拒,尽心释疑,未几即名传省城。后以文会友,成为山西知名文儒晋城郭象升、河津李亮功的知己。

临县知事俞受彤访知冯汝骧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大学毕业生,又是省城颇有名声的教师,遂多次差人邀请。民国3年(1914)冬,冯返回故里,担任了临县第一高等小学校长。是时,学校初创,各项制度也不完善,为办好学校,他以身示范,组织教师编写教材,订立制度,在组织教学中,既重教,发展学生的知识才能,又重导,培养学生的品德,为临县育出了新一代人才。

民国4年(1915),新任知事胡宗虞遍访临县耆老学者,咨商县署公事,对冯汝骧尤为重视,每有要事,就邀请他参加商议。民国6年,宗虞主持修县志,邀请冯汝骧参与,他提供和撰写了很多宝贵的史料,当年,山西省公署成立育才 馆,他再度考入育才馆学习,结业后委任太谷县承政员。民国10年,以学优政娴调任省公署政务厅第三科科员,民国14年又调任省公署第二处主任科员,后又调任省公署政务厅秘书处主任科员、股长。民国26年任命为乡宁县县长。在职期间,为政清廉,深得民心。在从事政务交往中,他日感阎锡山政权的腐败,对官吏尔虞我诈,盘剥民众,深为不满。任职年余,即告老回乡,直至离世,再未出仕。

薛蔚英(1905——1938),临县碛口镇马杓峁村人。从小家境贫寒,靠父卖猪肉为生。幼年在本村小学及离石县立高小读书。稍长进入太原学兵团,毕业后考入广东黄埔军校。在黄埔军校结业时,正值大革命时期,跟随陈独秀担任警卫队队长。继在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任职,历任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。一军军长刘峙调任河南省省长时,随调河南,任河南省保安团第一支队司令。民国22年(1933),他奉命率领4个保安团赴福建彰州驻防。次年复调回河南开封,到陆军新编第五十旅任职,在平汉路驻马店驻防。

民国24年(1935),徐向前率领红军活动于河南罗山一带,薛被调往罗山“剿共”。因其与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结为至友,两军对峙,互不侵犯,数月中未发生过一次战斗。国民党当局遂以通共嫌疑,将其调回开封,受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。随后被调往安徽蚌埠任一六七师师长,不久又调往湖南岳阳和江西九江等地驻防。

七七事变后,日军进犯马裆,军长李极斌命薛部赴马裆守卫阵地。薛受命率部开赴马裆途中,即与日军遭遇,连续激战数日,当赶到前沿阵地时,马裆阵地已被日军占领。为此,国民党当局以马裆失守,贻误战机为名,将其撤职送交武汉审查。全师将士深感悲愤,临行前无不伤心落泪。

蔚英被押往武汉执法总监部,虽经申诉,无济于事。民国27年(1938)8月,又被转押湖南衡阳刘家祠堂执法总监部扣押,同年9月,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。

段冰洁(1910——1940),临县枣圪垯乡中庄村人。从小随其父读书。

民国14年(1925),段冰洁入县立第一高小就读,民国17年考入太原第一师范。由于家境贫寒,其父望子成才心切,不惜卖掉家中20余亩土地,供其读完第一师范。他在师范读书期间,与同乡中的进步青年高闻天、李西苑、任铭三、高虎如、侯振齐等过往甚密。民国23年毕业回县,先后在白文、县城任教,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,如李生藩(朱英)、秦承益、刘继荣、郝荣升等,后来都走上革命道路。“七七”事变后,他和高闻天、李西苑、段映宗、贺要铤等同时参加了牺盟会,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在牺盟会工作时,整天奔走在城乡,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,担任过牺盟协助员,游击大队长,是临县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始人之一。

民国27年(1938)后,冰洁受党组织派遣加入国民党,任国民党临县县党部书记长。他活动在敌人的心脏里,处事机智,胆识过人,巧妙利用“书记长”这一职务作掩护,为党做了大量工作。当时临县成为抗日进步力量和反动派斗争的中心区,阎锡山派赵承绶坐镇县城,与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,扼杀牺盟会等进步势力。他们先列出黑名单,然后派特务冒充牺盟会在街上写出“打倒阎锡山”的标语,以此为借口,大肆搜捕牺盟会人员和进步分子。党组织为了会保存革命力量,通知地下党员和在统战组织中的中共党员李西苑、高闻天、李士彬等人转移农村。段冰洁为掩护被敌人咬得很紧还未转移的几位党员脱险,不顾自身安危,沉着机智,坚守岗位。一天下午,敌人借查户口为名,一连9次搜查县牺盟会驻地,把留在机关的共产党员阎继武、贺逢威和一个通讯员抓走。他得知后,亲自出面营救。他身随警卫,昂首阔步,闯进赵承绶的司令部,拍案大怒道:“阎继武、贺逢威既不是牺盟会的主干,又不象是共产党,把这些人抓起来岂不是打草惊蛇,贻误大事!让共产党说我们先打第一枪。”这三个被捕者在书记长的开脱下得到释放。他还给未脱险的董如元等开了出城“护照”,使他们先后迅速脱离虎口。当时,临县不仅有赵承绶的骑一军,还有郭宗汾的三十三军,王靖国的十九军。县长张廉也因倾向牺盟会被撤换,城内一片白色恐怖,所有的抗日组织都转移到农村去了,冰洁依然坚守岗位。

民国28年(1939)冬,“晋西事变”爆发,八路军和续范亭率领的新军取得了事变的胜利。冰洁在赵承绶的军队弃临南逃前被扣押,敌人怀疑他是打进去的共产党员,用严刑拷打,他威武不屈,铁骨铮铮。翌年1月7日,赵承绶所部撤离县城时,将冰洁用铁丝穿过锁骨捆缚着带走,后于1月18日晨中阳县白桑村惨遭杀害,时年30岁。

李含英(1913——1940),原名生芯,字心梅,临县彩家庄村人。从小家境贫苦,高小毕业后立志深造,在亲友资助下到太原准备考学,但因经济拮据,先在太原楼儿底“觉民书社”当伙计。这个书报社门面不大,却因常卖进步书刊而顾客盈门。他在这里开阔了眼界。翌年考入太原第一师范。在校学习中,结交进步同学,较早接触到马列主义,参加革命活动,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民国23年(1934),含英的行动引起阎锡山特务机关的注意,虽经同学帮助,离开太原,但不几天在汾阳以共产党嫌疑被捕,解送太原山西陆军监狱,民国25年西安事变后,经组织营救出狱,先后在牺盟会、决死队工作。

民国26年(1937),含英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,回到临县组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,并任动委会主任委员。是时,因局势混乱,学校停办,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动委会,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动委会在新军教九团的配合下,收缴了溃兵武器,平息了溃兵扰乱,安定了临县的社会秩序。

离石失守,日军进犯临县,八路军、决死队和县游击队等人民武装抗击日军,含英负责地方上的抗日工作。他作风民主,能听取各种意见,对开明人士的正确意见,全力支持,深得各界人士的拥戴。他十分重视搞好军发关系,千方百计为驻军解决给养问题,在发动组织商界人士为八路军一二O师解决万套棉衣中,李含英坚决贯彻党的抗日统战政策,起了重要作用。同年,临县牺盟会和动委会在全县农村发动了以“减租减息,合理负担”,改善农民生活,批斗坏村长,选出好村长为中心的农民运动,全县迅速形成“有钱出钱,有粮出粮,有物出物”以及“父送子,妻送夫”的抗日局面。

民国27年,含英调绥远大青山工作。初任动委会总务长,后被调到环境复杂的武川、固阳、萨拉齐联合县任县委书记兼县长。民国29年5、6月间,在敌人扫荡中被俘。他在张家口狱中,面对敌人的残酷折磨,坚贞不屈,并组织战友开展绝食斗争,最后壮烈牺牲,时年28岁。

成鸿猷(1921——1941),小名季兆,临县碛口镇高家坪村人,其家以经商为生。鸿猷6岁入小学,善于思考。民国23年(1934)考入县立三交高小。九一八事变后,他懂得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“亡国奴不如丧家犬”的道理,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,他是品学兼优,思想激进,威信很高的学生领袖之一。当时,三交高小校长、国民党员李修德反对、阻挠学生宣传抗日,他率领进步学生把李修德赶出校外。反动当局对成鸿猷怀恨在心,乘放假学生回家之机,将他开除。民国25年离石中学招生,成鸿猷不放弃升学机会,借用哥哥成鸿黎的毕业证考入高中。在离中,更热心于追求革命,积极参加进步活动。民国26年加入离石中学牺盟会组织,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十月,他回县担任了一区牺盟会秘书。民国27年,他动员三嫂郭小枫和妻子李月娥,一起加入县牺盟会组织,被分配在妇救会工作。当时妇女参加革命工作还是件稀罕事,鸿猷的行动为临县妇女开了好头,树立了榜样。民国28年(1939),鸿猷担任了中共临县县委民运部长。民国29年,任临南县委宣传部长。工作积极,认真负责,铁面无私,敢作敢为,沉着果断,在艰苦的环境下。通过自己的工作,发展了不少党员,为壮大党的力量,争取抗战胜利作出无私的奉献。

民国30年(1941)初,县委派他去五区(小禹沟)开展反蚕食斗争。春节前一天(农历腊月三十日),他领导干部群众在上树家山村召开千人大会,处决了一个汉奸。大年初一,和群众一起吃饺子过年。初二拂晓,被离石、大武、峪口、圪洞四据点的300多日伪军包围。鸿猷奋起抗击,弹尽被俘。敌人百般折磨,严刑拷打,他坚贞不屈,大义凛然,在方山县圪洞村被敌杀害,时年20岁。

杨际清(1874——1942),字濂甫,出生于临县三交镇西王家沟村。7岁入村私塾,不久即转入县痒,18岁中秀才。因父早故,家贫辍学,自修攻读,继晋廪生,入本县官立凤山书院学习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中举,复入山西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深造。

际清在太原读书期间,认识到清廷腐败误国,产生了革命激情。宣统三年(1911),武昌起义,太原响应,他挺身而出,与同学组织学界联合会,发动师生援助革命,维持社会治安。民国元年(1912),师范毕业后到汾阳河汾中学任教,成立名为“继风社“的剧团,自编剧本,抨击弊政,歌颂民主,追求革命,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。后历任太原阳兴中学、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教员。“五四”运动时,他是山西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,时有“山西胡适”之称。他关心乡里文化教育,凡临县赴并就学者,都热情接待,对有困难的学生,及时解囊相助。每逢暑假,即在太原“临县会馆”义务开办补习班,辅导投考。在太原任教20余年,学生有数千人,其中受他启蒙投身革命者甚多。

际清在政界也是知名人士。民国7——10年(1918—1921), 兼任山西省第二届省议会议员。他刚毅正直,直言不讳,常对施政方案,财政税收,公益事业发表独特见解。民国11——13年,任太原市政公所秘书,致力于振兴实业,提倡国货。后因积劳成疾,辞去教职,任省财政厅秘书。此间,他节衣缩食,自筹资金在太原与李弼庭创办了《唐风报》,并任主笔,不断撰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心,唤起民众,以雪国耻,同时揭露当时报刊的阴暗面,批评时政弊端,伸张正义,鼓舞民众斗志。办报6年,几遭不测,后报社被当局查封,他旧病复发,辞职休养。民国17年,经好友电告,赴天津财税局任秘书,不久又返回太原建设厅任秘书。民国23年,终因被认作异己免除职务。

民国26年(1937),太原沦陷,际清返回临县。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,带病向亲友村邻们宣传“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抗日救国道理。民国31年,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在陕西神府县呼家庄召开,特聘际清为参议员,并被大会选为驻会议员。他抱病赴会,旧病加剧,弥留之际,向大会提出四点建议:一、希望诸同仁,本团结抗战、团结建国之精神,开诚相见,执行“晋西北施政纲领”,共同为战胜日军而奋斗;二、切实开源节流,发展生产,充实军粮,真正爱护抗日部队;三、实行民主政治,吸收各方人才,参加根据地建设事业;四、尽力开展根据地文化教育。11月5日杨际清逝世,终年69岁。追悼会与抗日阵亡将士公祭一起举行。会上,牛荫冠、武新宇、罗贵波、刘少白等高度赞扬杨际清爱国爱民、力疾从公的精神。《抗战日报》刊登了他的传略和遗言。

薛子芳(1915——1943),离石县坪头乡樊包村人(原属临县)。自幼性格刚毅,遇事勤于思考。弱冠就读于县立第二高小(三交镇),毕业后任小学老师。民国26年(1937)抗战爆发,遂投身救亡运动,在三交区牺盟会工作。民国29年(1940)冬,任临南县第四区区长,翌年,调任临南县财政科科长。民国31年任临南县第三区区长,民国32年调任临南县建设科科长(时临南县政府驻小甲头)。

在子芳工作期间,正是革命最艰苦的岁月,时三交已被日军侵占。敌人四出“扫荡”,所到之处,烧、杀、抢、掠无所不为。子芳对日军的凶残行径看在眼里,恨在心头,对人民所受苦难无不痛心。为了早日消灭侵略军,他不畏艰难,拼命工作,每月五分之四的时间深入乡村,组织发动群众防奸反特,生产自救,筹集粮、物和资金,支援抗日。在机关时,不分昼夜,审阅文件,处理各项事宜。他办事不徇情,对事不对人,认真果断,干脆利索,当日事当日毕,决不拖到明日办。凡与其一起工作的人,无不为其勤政爱民,廉洁奉公,艰苦朴实,平易近人的精神和作风所感动。当时,每年从乡村收缴回县财政的金银财宝数量可观,都要经过他的手,但他从未浪费和挪用分文。

民国32年(1943)秋末,子芳赴兴县(当时行署所在地)开会结束返回途中,在孝长村与日军相遇被捕。敌将他押回三交据点,严刑考打,逼他供出军政要情,他守口如瓶,只字不说,且以蔑视的口气,严词斥敌,日军和汉奸都被他的大无畏精神所震慑。敌人在他身上一无所获,就下毒手。在刑场上,他高呼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慷慨就义,时年27岁。

薛子芳视死如归,从容就义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县,对全体军民震动很大。临南县在小甲头召开追悼大会,号召全县人民以实际行动,学习英雄精神,继承英雄遗志,为早日消灭日本侵略军,解放全中国而团结奋斗。

李西苑(1911——1945),名文翰,临县城西关人。幼年失父,母亲节衣缩食供他高小毕业,复经亲友资助考入太原第一师范。西苑爱好文学,从进步文学作品中,受到革命影响,进而追求革命。民国23年(1934)毕业回县从事教育工作中,广泛结交进步人士,与太原一师进步青年经常联系,并秘密散发他们寄来的抗日新闻和革命传单,进行革命活动。民国25年(1936)被当局认作共产党嫌疑被捕。他身陷囹圄,坚贞不屈,据理雄辩,在刘旭初等正义舆论压力下释放。同年冬,与高闻天等第一批参加了牺盟会,并主持会务工作。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以督学的公开身份,在县里举办小教训练班,以省牺盟会的抗日材料为主课,培训教师。并组织了牺盟话剧团,扩大抗日宣传。通过培训和宣传,为牺盟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思想基础,各界人士和知识青年纷纷加入抗日行列。

民国27年(1938),西苑任牺盟会特派员。其时晋三十三军进驻临县,局势复杂,斗争激烈。他组织县牺盟会员,发动群众严惩阻碍抗日的官吏,坚决贯彻“合理负担”,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。在县城晋华纺织厂和招贤瓷厂组织工人运动,在农村发动驱除坏村长的斗争,打击顽固势力,鼓舞民众抗日的积极性。当时,山西交通沿线大部被日军侵占,日用品供应困难,他通过牺盟中心区,在临县开办了“民生产销合作社”,设杂货、粮食、棉布三个门市部,采购员四通八达,物资不断流入。合作社不仅解决了日用品供应,还销售了不少革命书刊,如《论持久战》等。

民国28年(1939),阎锡山发动“晋西事变”,骑一军开进临县,会同三十三军及反动突击团,妄图消灭新军,摧垮牺盟会等抗日组织,大肆搜捕革命干部,县城陷入白色恐怖。李西苑带领进步组织撤出县城,组成武工队,配合新军攻打县城。民国29年(1940)1月临县解放,西苑就任新政权的第一任县长。时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,他深入全县30多个村镇建立基层政权,发动群众空室清野,开展反奸除霸及 反“扫荡”斗争,部署大生产,组织变工组,巩固发展民族统一战线,壮大抗日力量。西苑披肝沥胆,忠心耿耿,忘我工作的精神,深受党内外人士的敬佩。

民国32年(1943),西苑调任晋西北行署贸易二分局局长,驻保德县。因在购进物资方面与陕西府谷一带的蒋军高双成旅常有冲突。民国34年(1945)6月,为一批奇缺药材双方发生争执。7月16日高双成宴请西苑赴会谈判,为了团结抗日,他以大局为重,不顾个人安危,如期赴会。他虽有警惕,酒菜点滴未尝,但在散会时喝了一碗米汤,忽觉腹痛,急返驻地,已医治不及,猝然而逝。他殁后周身青紫,经保德县医院验证,系中毒致命,时年35岁。县城各界人士将他的出生地县城西关改叫“西苑街”,以作纪念。

郭维昌(1921——1946),名毅,临县后甘泉村人。9岁入县立第一高小读书。民国26年(1937)日军侵入华北,少年郭维昌,在抗日救亡怒潮中,受到革命的启蒙,高小毕业就参加了新四军纵队。民国27年(1938)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在新军中历任十九军工作员,副指导员,指导员,纵队直属队政治处宣教干事。民国31年调晋绥六分区敌工科工作。民国32年任六分区武工五大队政委,兼宁武县第六区区长。任职三年,勤政爱民,屡建战功。

当时,日军疯狂推行灭绝人性的“三光”(烧光、杀光、抢光)政策,成千上万的群众惨遭杀害。维昌目睹敌人的残暴行径,怒火中烧,为消灭敌人,拯救民众,不畏艰险,机智灵活地转战于敌人之间。上级多次派他为抗日联络员,打进日伪内部,分化瓦解敌人,及时传递情报,他每次有勇有谋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民国33—34年(1944——1945)秋,他带领武工队和民兵与敌人进行了20多次战斗,打死打伤日伪军20余人,俘虏伪军70人,缴获步枪103支,山炮弹20发,轻机枪两挺,以及大批子弹和手榴弹;连续拔掉敌人在分水岭、东寨、羊角岭、西挠沟等地的十几座碉堡。晋绥边区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。

民国34年(1945)10月,维昌调任宁崞区武工队政委兼书记,他不顾个人安危,日夜奔忙,带领500多民兵,破坏铁路,割断电线,使敌人行动不便,耳目失灵。他深入乡村发动群众,召开对主恶霸汉奸的斗争大会,为宁崞区的对敌斗争打开了局面,抗日运动得到顺利开展。

民国35年(1946)5月3日,维昌带领周洪山、李来有等干部、民兵到三岔村执行瓦解敌军任务,遭敌包围,在短兵相接中,他临危不惧,沉着应战,毙敌十余名后,登上房顶掩护其他人突围,不幸身中数弹,壮烈牺牲,时年25岁。

郭维昌的遗体运回葬于临县故里,晋绥六分区司令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。民国36年(1947),中央领导机关驻甘泉村时,谢觉哉为他撰写了“香土埋忠骨”的碑文,以昭彰烈士业绩。

高峰(1918——1947),原名高习仁,临县城北关人。幼时,家无宿粮,糠菜度日,8岁即随父打短工。为摆脱贫穷命运,其父在他10岁时供他上学,终因生活所迫,高小还未毕业即辍学,到城内庆馨园饭馆当了学徒。

民国26年(1937)秋末,高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,在动员青年参军,搞“合理负担”中工作出色。民国27年(1938)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时参加牺盟会工作,任一区牺盟协助员。

民国32年(1943)春,高峰调任临南五区区委书记兼区游击队指导员。五区介于三交、大武、石门墕3个日军据点之间,是进出临县的要地,维持与反维持斗争激烈。高峰与区干部吕子英、贾英才联络和训练了一批精干的情报员,分布全区,有的打入敌人心脏。他把每天收集到的情报分析记录,写成报告,供给驻扎在临县的三分区十七团。他对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,在敌人的眼前迂回战斗,虽险仍安。是年5月的一天,几名区干部正在后小峪村开会,不料被化了装的敌人包围,情况万分紧急,他在老交通员的指引下,率领区村干部钻地洞,翻围墙,沉着应战,指挥突围,一霎时跑的无影无踪。事先在井旁、路口、大门、围墙边埋放的地雷大显威风,炸死炸伤日军3人,伪军4人,杀气腾腾的敌人,只好退回据点。五区在高峰的正确领导与严密部署下,很快成为县东南方的坚强堡垒,钳制并削弱了敌人对临县的威胁。

高峰在对敌斗争中,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有关政策,积极组织变工组,大搞劳武结合,生产自救,征粮筹款,保证军需民食。他还亲自带领青少年进行宣传,唤起群众,一致抗日。

民国33年(1944)5月,高峰调县民政局工作。次年夏秋之交,抗战形势大变,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,吕梁军区调他到吕梁党校任秘书,主要任务是培养专业人才,训练武工队,配合正规部队开辟新区。民国36年(1947)11月22日傍晚,他同吕梁军区政委魏怀礼带领武工队在新绛县召开会议,突然被阎军包围。高峰带领群众正在突围,一股敌军从侧面扑来,在抢占山口要冲的激战中,高峰身中两弹,直到掩护群众突围,壮烈牺牲。

刘佑卿(1886——1963),名启祚,临县城内人,童年智力过人,家贫无力上学,为市商扫地除尘,换取教己识字,有时立于书房门外听讲。十四岁才得入学就读,但不久即名声四扬。当时,绅士任乐亭爱其才,将女淑秀许他。佑卿18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一,后入本县高小,毕业后与任淑秀相偕赴并求学,佑卿考入省立师范,淑秀考入省立女子学校。辛亥革命爆发,学校停办,夫妻相偕回县,同任小学教师。

民国元年(1912),临县县署设科,佑卿被荐任教育科科员,次年擢升为科长。任职期间,克己奉公,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,他深知临县农村文化落后,积极咨议兴学,创办和改办了国民小学95所。民国6年(1917),春旱,六月暴雨,城西冰雹积地尺许,城南有60多个村庄田苗打光。时大暑已过,补种无望,土豪劣绅只进不粜,农民外出逃荒。刘佑卿跑遍受灾村庄详查灾情,写出的报告呈述全面,措施得力,受到省厅的重视,在知事胡宗虞的支持下,除将县存部分积累作赈灾开支,又动员富户捐助了不少钱粮,使灾区饥民及时得到救济,受灾农民无不感怀。民国7年(1918),被调任武乡县承政员。民国18年(1929),任命为省财政厅视察员。民国20年(1931),又任命为省民政厅视察员。他在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,耳闻目睹,认识到国民党并无安邦治国之策,所看到的是“军阀争权夺位”,“官吏结党营私”,“土豪劣绅武断乡曲”,“日军侵华,生灵涂炭”。他不愿再为国民党作官,于民国26年(1937)辞职返县。抗战开始,阎锡山不去抗日,而令骑一军盘据临县防共,军长赵承绶三次聘他出任经济局局长,他坚辞不受。

佑卿虽在家赋闲,仍常怀忧国忧民之心,看到“能够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的领导者非共产党莫属”。民国30年(1941)他被任命为县建设科科长,为了搞好生产,解决军政人员的衣食给养,夜以继日地工作。为贯彻抗日政府提出“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有粮出粮,有人出人”的号召,联络各界人士,发展抗日统一战线,为支援前线,建设山区做出了贡献。民国31年(1942),受抗日民主政府邀请赴延安参观,受到毛泽东、朱德的接见,并合影留念。同年被选为边区参议员,任行署行政委员兼三专署司法科长。1949、1952年,在两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。1954年被选为省人民代表。1955年被聘为山西文史馆馆员。1957年又被选为临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副主任。1963年因病辞世。

樊沚如(1892——1964),原名渊堤,临县三交镇人。宣统三年(1911)在本县高等小学毕业,考入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,民国4年(1915)毕业。民国7年(1918)任乡宁县承审员,后历任左云县承审员、山西省议会议员、司法厅科员、财政厅视察员、省高等法院主任书记官、省第四监狱(驻太谷)典狱长、第三监狱(驻大同)典狱长。

在旧社会,樊沚如虽任法监职务,但他是一位开明人士,对人和蔼,办事公道,关心公益事业,乐于扶危济困,追求进步。在任省议员时,对山西新文化运动持赞许态度,勉励临县学生紧跟时代步伐前进。他在旧社会从政多年,深知阎锡山的黑暗腐败,身在法政却饱览医籍,精研中医,早有弃官之备。七·七事变后,弃官回乡,潜心于医。太原沦陷,新军教九团来到本县三交镇,部队需要吃住,公务人员退避不前,乡人推举他为三交镇商会会长。为了解决新军给养,他组建了“三交镇军粮代购所”,为新军采购粮草,支持了抗日的新军。

抗日战争初期,他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、牺盟会、决死队有深刻印象。民国29年(1940)1月临县解放时,他率领地方知名人士高伯仁等,把新军迎进三交,热情接待,给予多方支持。日军侵占三交后,请他出来给维持会办事,他断然拒绝,并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“空室清野”号召,对抗敌人。他家藏书很多,将最珍爱的《二十四史》雇驴送到兴县,献给晋西北行政公署。

民国30年(1941)2月,临南县人民政府聘请他为建设科科长。同年十月,调晋西北第三专署任建设科科长。民国31年(1942)4月,受抗日民主政府邀请,赴延安参观学习,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,并合影留念。同年8月,被选为晋西北参议会参议员,调任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建设处处长。四十年代初,日军“扫荡”频繁,政府工作艰苦,他以共产党人为榜样,不怕苦,不怕难,为建设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。

1950年2月,樊沚如被聘为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委员,裴丽生副主席函请他去省里工作,家人劝其过春节再去,他以公务为重,直奔太原。会议筹备就绪,以代表身份出席了山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。同年4月,被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。6月又以省政协筹委会副主任身份,列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。此后,连续当选为山西省第一届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与此同时,参加了政府工作。1950——1963年,先后被任命为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,省监察委员会委员,省监察厅副厅长,省人事监察厅副厅长等职。在省工作期间,他尊重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认真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与共产党肝胆相照,亲密无间。195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,扩大了与民主人士的接触,为改进共产党的工作,密切共产党和群众的联系,提供了不少的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1964年12月,因病逝世,安葬于晋祠天龙山下,终年73岁。

张席宾(1906——1966),临县索达干乡张家港村人。少入私塾,民国9年(1920),考入碛口高小。民国14年(1925),入山西国民师范,与同班进步同学李雪峰关系甚密,受到民主革命与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,立志兴教救国。民国20年(1931)在临县第一高小任教。民国26年(1937),在离石尤泉高小任校长。在抗日战争年代,抛下家中妻儿老小,坚持外出执教,在他唯一的幼子病危时,仍不在家中,造成终生遗憾。但他以校为家,以教为主,兴教救国之志更加坚定。民国29年(1940)调回临县工作,30年(1941)被选为晋绥边区参议员。民国32年(1943)调任临南县高小任教员,分校校长。在日军频繁“扫荡”的形势下坚持教学,赤心培养抗日救国的人才。

民国34年(1945),调任临南县政府司法科长,在除奸反霸中,深入调查,掌握确凿证据,准确地打击了敌人,保护了人民。

民国37年(1948),调任离石贺昌中学教导主任,后又调任祁县二中校长,他都一如既往,坚持办学方向,严谨治学。

1956年,调回临县三交中学任校长,是年起,被选为临县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、第五届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,人民委员会委员,山西省第二届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张席宾在30多年的执教生涯中,勤奋刻苦,严谨认真,教书育人,无私奉献。1956年,他主持筹建三交中学时,学校只有过去高小住过的几间旧房子,教学、居住条件很差。在困难面前,他坚持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的精神,调动师生的积极性,边建校、边教学,先后办起砖厂、石灰厂、饲养场、木工厂、农场、果园、菜园等校办企业。除技术工匠外,由师生义务劳动,很快修起60孔窑洞,用勤工俭学的收入,购置了一批教学仪器、体育器材和图书教具,为学校发展奠定基础。

他治学严谨,一丝不苟,初中生早恋他严格制止,教师写错别字他严肃批评,教师平时的仪表、衣着、讲课时的语言、板书他都有严格要求。一位教师披着衣服进教室,他批评何以为人师表?一位教师黑板上写的7个字,上下不整齐,他批评板书不规范。他认为把学生培养成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、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,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,也是教师最根本的社会职责,而教师的思想境界,道德情操,文明习惯,对学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因此,他要求教师加强自身修养,并根据学校外籍教师多,新任教师多的情况,经常和教师谈心,亲身说教,以心换心,沟通思想,帮助解决教师的实际困难。对讲课抓不住重点,学生反响强烈的教师,他亲自帮助备课,跟堂听课,抽查批改作业。有的外籍教师过春节不回家,他设家筵招待教师。为了改善教师灶和学生灶的生活,和大家一起义务劳动,养猪、种菜,什么都干,师生对他既当严师,又当慈父尊敬。学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,升学率居全县之首。

张席宾毕生致力于基础教育,发扬了燃烧自己,照亮别人的蜡烛精神。他的教育思想和卓越贡献,受到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的尊敬。1966年病逝于三交中学。

王唤新(1864——1968),临县阳泉乡枣林村人,排行第二,小名二宝。自幼聪明好学,其祖上六辈行医,该5岁即随父切脉问病,帮母抓药。7岁时,清明节后一天,突然浑身发烧,口吐白沫,嘴眼歪斜,昏迷不醒,气息奄奄,其父王居国外出行医未归,其母苗氏心神慌乱,没了主意。此时,从大门走进一老翁,见二宝已断气,对苗氏说,不必惊慌,午后孩子必然复生,但切记隔一个时辰,唤数次“二宝醒来”,醒后以刚出生计岁。其父回家见状,感到复生无望,其母照老翁所言呼唤二宝。午后二宝苏醒,后改名唤醒,在家就读诸子百家名篇。13岁改读医学,并随父外出治病。一次,家里来了位就医病人,唤醒经过诊断,为中暑感冒,即开好药方让其父审查,王先生经过复诊,认为儿子诊断正确,并试探唤醒药理,问:“中暑感冒,宜用消散之剂,为何药中用参芪?”唤醒解释说:“参芪固是补品,但少量投之,并配有疏散之剂,却有消散奇功,况病人体弱盗汗,用亦无妨。”其父深感唤醒医术长进,13岁便开始独自行医。是时,山东临淄县杂技艺人江云和其子江新,在方山县卖艺时偶患风寒症,延医来到枣林村,听说王居国先生宽厚待人,便找上门来借宿看病,王家热情接待,给以用药治病,一剂即愈。王居国得知江云为武举出身,便挽留其暂住,教子学艺。唤醒出生时体重10斤,长到十几岁,身高体胖,已随其父学了些武艺,见江云武艺略高其父一筹,便拜为师傅,并根据师兄江新名号,将几名改为唤新。经过三个月教习,唤新所学招式全部掌握。江云父子走后,唤新坚持练武8年,他站成马势,能将320斤巨石轻轻放于大腿面上,同时,还能拉180斤的硬弓。光绪八年(1882),王唤新在汾州府应试,得中头名武秀才。

光绪二十六年(1900),春夏大旱,村民缺粮断炊,王唤新将家里积存的200石粮食倾仓拿出,赈济饥民。

王唤新不仅医术精湛,有独到之处,且医德高尚,受人敬佩,县民尊称其王二先生。凡来就医者,总是开几味经济实惠的药品,绝不让病人多花一文钱。尤其贫苦人就医,无钱买药,就赠配给药。他常常教诲儿孙: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,单纯为了挣钱就不配做个医生。一个好的医生,总是为病人着想。

民国3年(1914),王二先生担任枣林村村长,在10多年任职期间,他主持公道,设法减除各种苛捐杂税,深受村民爱戴。民国10年(1921),被选为省参议员。

民国29年(1940),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,王二先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,出粮出钱,支援抗日战争。土地改革刚刚开始,他就将家产全部献给农会,自己到县城继续行医。

新中国建立后,王二先生虽年逾古稀,但身体健壮,坚持为民治病,多次被选为县人民代表。1953年,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,县委为照顾他食量大,特供他两份口粮。1955年,他出席全省名老中医座谈会,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验方献出。

王二先生寿长104岁(实为111岁)的秘诀,概括为以下几句话:

早晚锻炼筋骨松,血液循环脏腑通。

多吃素食少吃荤,吸收营养肌肉丰。

有劳有逸精神振,疲劳过度精液损。

心胸宽阔气舒通,切忌琐事伤肝心。

日进三餐吃八分,切忌饿虎扑食吞。

滥吃乱食杂病生,饭后饮汤肠胃清。

日饮三盅能健身,多饮烈酒血管崩。

抽烟麻醉是毒品,严禁吸烟肺气宁。

高闻天(1907——1969),名振声,字闻天,临县孝长乡化成村人。少年时代,就读于临县第一高等小学,民国16年(1927)考入太原第一师范。在太原读书时,开始接触进步思想,受到马列主义熏陶。民国22年(1933)毕业回县,任县女子高小教员,常在师生中发表爱国讲话,鼓励学生投身革命,是颇有名气的进步教师。民国25年(1936)红军东征前,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。由于国民党政府未能掌握他“通共”的真凭实据,加之多方营救,特别是经知名人士李余香等人保释出狱,仍回女校任教。是年冬,山西省牺盟总会派王焕光来临开展工作,他和李西苑、段映宗首批加入牺盟会。他冒着风险,帮助村政协助员发动群众,发展会员,为临县牺盟会的建立和壮大起了重要作用。

民国26年(1937)10月,加入中国共产党,从事党的工作,训练党员和各抗日救国团体干部,积极致力于党的建设。民国29年(1940)1月,临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,他转向政府工作,先后担任过中共临南县委书记,临县县长,晋绥三专署专员。他在政府工作中,一边组织武装力量与敌斗争,一边开展大生产运动。他领导生产,从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,而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作出切实可行的计划,然后有条不紊地去实施。临县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,粮食产量逐年增长,被誉为晋绥边区的“乌克兰”。当时临县不但出粮,而且出人、出钱,做到全力以赴,支援抗日,对革命做出巨大贡献,荣获“模范县”称号,这与高闻天从实际出发,有条不紊地组织领导分不开。

民国30年(1941)后,抗日进入最艰苦阶段。为了解决八路军、游击队的吃饭穿衣问题,从大局出发,多承担了公粮任务,为不超越临县的实际负担能力,狠抓了产量评定工作,组织老农和干部相结合的评议会,通过自报公议,做到产量切合实际。征收中按各阶层公粮征收比例征收,做到负担公平合理。连续三年多承担公粮任务,受到军民和上级领导的赞扬。

实行“减租减息”,是党在抗日时期削弱高额封建剥削,改善人民生活,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政策。能否按政策要求执行,是关系到团结一切抗日力量,夺取抗战胜利的大事。在部署时,他首先重视培训干部,使所有参会干部明确政策界限。执行中,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,不怕被误会和指责。他受到指责时,泰然处之,绝不因此改变自己的正确意见。

高闻天善于同党外人士团结共事,在政府人员安排中,坚决贯彻了“三三制”政策。凡属政府大事,总要听取党外人士意见。当时搞一些大的政治运动,往往会涉及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,直接影响到民主人士的态度和情绪,他发现后主动谈心,鼓励民主人士从大局出发,并动之以情,诚恳表白:“我希望咱们能继续共事,为人民多做贡献。”民主人士们感慨地说:“同高县长一起工作,累死也情愿。”

高闻天处事冷静、沉着、临危不惧。日军“扫荡”临近,他重视安排别人转移,自己仍和少数青年坚守岗位,直到敌人已经很近了,才下令转移,没有丝毫惊慌失措。他忠于党,忠于人民,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民国36年(1947)土改时,他任三专署专员,因受“左”的影响,被列为“三查”对象,回村接受考验,从无怨言。之后被分配到西北野战军三军任民运部长,参加了西北战役,直至进军新疆。

新中国建立后,高闻天历任中共新疆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民政厅长,全国供合作社组织指导局局长,吉林省监察厅厅长,民政厅长。1969年3月被“四人帮”迫害致死。

王修善(1889——1970),字至宝,出生在临县王家坪村一个中医世家。7岁入学就读,品学兼优。少年时代,看到清廷腐败,污吏横行,弃儒学医,立志救死扶伤。他在父亲王嘉宾的耳提面命下,精读中医经典,博览历代名医巨著,悉心综合研究临床经验。他19岁代父出诊,临床10年,名震乡里,足迹遍及临县,后及方山、岚县和离石一带,延请和求救者络绎不绝。

民国29年(1940),日军侵入临县,家宅被放火烧毁,一气之下,携眷离籍飘泊于石楼、临汾等地,悬壶自给。1950年定居隰县,1954年参加工作,在隰县药材公司、县人民医院任中医师,先后被选为隰县第一、二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,县人民委员会委员、县政协常务委员。

修善医德高尚,为人笃厚,律己甚严。他出诊行医,以治病救人为主,并不全赖挣钱养生。给人看病,一般不收诊费,穷苦人求诊,不只分文不收,有时还送给药物。病者来请,随请随到。他诊疗十分认真,常以“生死之间,乃在分毫,稍一不慎,即可制人于绝地,千万不可大意”教育学徒,要求他们“学医,首先要树立高尚的医德”。

修善医术精湛,善治疑难病症,有百分之一的希望,总是尽百分之百的努力。临床治疗,灵活变通,化裁得宜,因而疗效奇特。晚年虽然身体衰弱,但壮心不已,远则策蹇以往,近则扶杖而行,一生中救活了很多垂危病人。他爱好交游,成名后来信来访者甚多,都以诚相待,一一作答。对自己的医术,从不保守,不仅将数代祖传秘方献给人民政府,而且把自己得心应手的单方、验方遍传学者。

他一生研医,尊古而不宜古,在别人看来往往束手无策之时,他却往往另辟蹊径,翻出新意。他的医学思想,可概括为“尊经、博采、通变”。他认为“医必有所宗,宗必始自经,有源方有流”,只有“博采众长,兼收并蓄,方可自成裁化;医贵通变,宜古是治病的大敌,通变才是求实的纯宝”。

修善晚年十易寒暑,伏案著述,将60余年的临床经验集成《王修善临证笔记》,症分76门,方列400余首,深受国内外读者赞赏。对伤寒用大陷胸汤反助甘草,妊娠以甘草大黄汤治呕吐,有精辟论述。1979年该书被列为山西省名老中医经验丛书,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,发行全国各地及港、澳地区,香港《大公报》载文给予高度评价。1981年6月,本书参加了法国法克兰第三十三届国际图书展览。湖南科技出版社发行的《中国现代中医学家渊源》,亦将王修善列为现代医学家。1982年2月,中国图书目录,山西人民出版社《编辑动态》都作了介绍。1986年1月,应读者要求,“临症笔记”再版印行。吕梁地区卫生局亦于1978年和1984年,分别刊印了“临症笔记”和他的另一著作《异受眼科》。

修善一生尚喜拳术、善诗文,尤工书法。

1970年10月逝世于隰县,后归葬故里王家坪,终年81岁。

贺三多(1905——1973),字效尧,临县曲峪镇人。6岁入私塾,民国11年(1922)在汾阳汾河中学读书期间,加入共青团,民国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26年,根据党组织的决定,回到临县曲峪镇开展工作,创办曲峪两级小学,聘请白启诚(共产党员)、贺恒到校任教,以教书为掩护宣传革命,发展党员,建立中共曲峪党支部,他任党支部书记。民国26年(1937),汾阳党组织遭到破坏,汾阳特支书记李伯生来到曲峪,经李联系,中共山西省特委批准,曲峪建立了中共临县县委,贺三多任县委书记。民国17年(1928),由于叛徒出卖,曲峪党组织遭到破坏,在反动当局到处搜捕中,贺三多转移到陕西佳县木头峪,与党失去联系。后长途跋涉到安徽阜阳县找其舅父,在那里通过地下党员杜少勋接上关系。

民国18年(1929)党组织派贺三多到河北井陉县做工运工作,先任组织部长,后任县委书记,化名高云峰,组织发动矿工开展以“保障职业,增加工资,实行八小时工作制”为中心的斗争,成立了基层工会几十个,会员发展到千余人,经过罢工,迫使资本家答应工人的要求,罢工取得胜利。

民国19年(1930),党组织调三多任中共天津特委常委,兼河北区委书记。他以小商贩为掩护,化名孙奇,继续从事工运。同年8月,他与共青团员苏元芬一起去找其兄苏元生接关系,正遇敌人围捕苏元生,他亦被捕入狱。在狱中,经受了40多天的严刑逼供,遍体鳞伤,他坚贞不屈,与敌人进行坚强的斗争,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。敌人以嫌疑犯叛徒刑一年,于次年10月出狱后,身染重病,回到临县曲峪 。民国22年(1933)春,他与中共佳县县委书记张鹏成接上关系,恢复地下党的活动,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。民国23年(1934)初夏,得悉当局通缉,不得不再度离开临县,转移到西安。后经其姐贺志宏向党反映,和西安地下党接上关系。民国24年(1935)2月到达陕北苏区,先后在红二十六军,红二十八军指挥部工作。同年秋,他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,被陕北苏区关押受审,是年10月,红军长征到达陕北,才被释放平反。

民国25年(1936)6月,受周恩来派遣,随张德生到西安接通中共中央和陕西地下党的关系,任陕西省教育厅视察员。民国26年(1937),调任中共合阳县委书记,后调陕西省委群运部工作。民国29年(1940)组织上为照顾他的病体,安排在关中第二师范,边工作边休养。次年病情好转即调关中地委工作。

全国解放后,安排在西北高干疗养院(后改陕西省高干疗养院)担任领导职务。贺三多长期积劳成疾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又受整三年,于1973年8月25日在西安逝世。

李汝林(1917——1974),临县丛罗峪镇中庄村人。因家境贫寒,8岁随父及其兄扛长工挣饭吃。民国17年(1928),随父到方山县窑庄子等村扛长工,时年11岁,看见人家孩子读书,便抽暇站在书房门外偷听,先生见状,深为感动,每晚教其识字,坚持2年,学了一点文化。

民国26年(1937),他担任本村农会干事和刘家沟行政村秘书,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民国27年(1938),参加牺盟会。民国31年(1942)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其妻王英在他的影响下,担任本村妇女组长,配合他发动妇女,开展工作。在抗日时期,汝林为工作日夜操劳,深入贫苦农民中,发动“减租减息”,回赎土地,组织变工互助。当时政府规定,凡参加抗日的干部、战士,家里的土地由村民代耕,他谢绝代耕,白天去行政村工作,利用晚间借月种地。村里人见他每天忙于工作,很少下地,可他家的庄稼长的格外好,觉得有些奇怪,于是便传出老天爷派神仙帮他作务的奇闻。由于他和妻子的勤劳,带动全村农民,使该村很快成为全县的模范村。民国33年(1944),汝林被选为晋绥边区特等劳动英雄,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,并奖给他锦旗、奖章、西北农民币50万元、耕牛一头、铁犁一支。《晋绥日报》发表长篇通讯,报道了他的事迹。

民国34年(1945)到1953年,李汝林先后担任十区区长、区委书记,临县政府副县长、县长等职。此间,他率领全县人民战胜民国37年(1948)的大旱灾和1951年的大洪灾,领导了全县的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和“镇反”运动,为纯洁党组织和干部队伍,恢复和发展全县经济做出贡献。

汝林勤俭朴素、廉洁奉公的作风感人至深。1952年,省政府召开县长会议,县里特意为他做了一套中山服,买了一双皮鞋,让他穿上去开会,他说:“如果会议不强调统一服装,我就不穿。”结果原封未动带回。1953年,组织上让他离职学习文化,他离任赴山西省行政干部学校时,自托一辆卡车把家搬到太原,没花国家一分钱。二年学习毕业后,被分配到榆次专署监察处任处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,又是自己花钱雇小平车把家搬到榆次。1957年,他调任省监察厅任主任,仍是自己花钱把家搬到太原。1958年他调任晋中专署副秘书长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,这次搬家仍未报一分搬家费。当时通讯员见他家子女年龄小,要帮助挑水,他坚决劝止说:“这不行,咱们是平等的,不能侍候家属。”并经常教育子女不要占公家便宜。1962年,机关给他分配一套较宽敞的宿舍,他把房子让给缺房住的人,自家7口人仍挤在28平方米的小房里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李汝林被送到“五·七”干校劳动改造,后被下放到王村成为领工资的“社员”,其家属全部变为农户,致使正在上高中的儿子精神失常,丧失劳动能力。他因受到如此打击,心理失去平衡,终因积劳成疾,于1974年11月含冤辞世。

王元英(1896——1975),女,生于临县后陡泉村一个普通农家,从小勤劳朴实,聪明贤淑,14岁嫁给武家坡村一个贫苦农民。民国29年(1940)担任村妇救会秘书,带领妇女纺花织布,做军鞋,支援前线。

民国31年(1942)9月,日军侵占三交镇,临南游击大队驻扎距三交15里的武家坡,大队部就住在元英家的院子里,元英当时是村妇救会秘书,主动承担了传递情报的任务。一次,她扮作住娘家的样子,给后陡泉驻扎的游击队送情报,将近后陡泉,忽然遇上日军,把她浑身搜个遍,什么也没查到,看模样是小脚妇女,象个住娘家的,才放走她。她将放在发髻里的情报送给游击队,还将沿途看到日军用骡马驮着弹药的情况告诉了游击队。游击队立即派人抄近路截击,一阵激战,驮马惊奔,弹药全部倒入河中,敌人仓惶而逃。

民国32年(1943),驻在武家坡的游击队准备攻打三交南山碉堡,急需与我地下武工队联系,元英自告奋勇,这次秘信藏在敌人更意料不到的脚趾里,她顺利到达。武工队不到中午就摸清了碉堡里只留5个守敌,余敌都随大队“扫荡”去的情况,元英又带着情报返回,游击队很快作出作战计划。下午,她再次接受送情报的任务,途中与敌哨相遇。敌哨疑为游击队探子,不只搜了她的发髻,而且连裹脚布都没放过,但还是没有发现什么,又顺利通过敌人的搜查,原来她把作战计划藏到拐杖上用手绢扎着。武工队看到作战计划,立即布置。王元英连夜又给樊家岭游击队送去配合作战的秘信。一天一夜,往返四趟送情报,走了7条沟,8座山,行程70多里,她脚痛难忍,身子骨快散架了,但碉堡在当夜被炸毁,5个守敌1个被炸死,4个被活捉。

民国33年(1944)秋,三交之敌自感末日已到,但十分顽固。游击队急需与三交地下党组织联系,又派元英前往联络,她一夜进入敌据点三交镇两次。第二次进三交时,被敌人捉住,问她半夜三更干什么?她说儿子病的厉害请医生,敌人朝她脸上就是一巴掌,吼道:“快说,八路军游击队派你来干什么?”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下,她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哭着说:“我可不知道什么八路九路,我儿子快死了,让我进去请个医生吧!”敌人搜不出什么,放她进去,又一次完成了任务。

游击大队驻扎武家坡,八路军、游击队的伤病员也常来住,都是王元英和老伴安排照料。战士们衣服破了,她发动妇女缝补洗净,没有擦枪油,她下夜把大麻子、杏仁剥皮捣烂取油。伤员来了,她用盐水洗净伤口包扎,战士们称她是“革命的妈妈”。她出席过晋绥边区群英会,参议会,被评为特等拥军、支前模范,被选为边区参议员,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接见和奖励。

民国36年(1947)土改时,受康生极“左”路线的影响,元英被错整。民国37年(1948)土改纠偏,给她平了反,县长郭锡兰代表党和政府慰问了她,给两只羊,十几块白洋,五石(1500斤)小米。她时刻不忘乡亲,把小米分送给全村贫困户。新中国建立后,她又担任村妇女主任,继续为人民工作,直到1975年逝世。

燕宏厚(1905——1976),临县曲峪镇人,从小家贫,揽工种地为生,43岁始婚。他是一个为人忠厚、性情刚直、臂力过人、一生热爱林业的农民。民国37年(1948),他积极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“植树造林”的号召,在黄河畔乱石滚滚的石山坡里开始造林。他在石山坡上凿出一块一块的梯田,在沟里用石头垒成一条一条的坝堰,自己采树籽,亲手育树苗,自栽自管护,满山遍是树,从那时起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“林业专业户”。

燕宏厚造林决心大,信心足,一个人,一张锹,一把镢,一根棍,一年四季披星戴月,风雨无阻,滚战在石山上。饿了啃块窝头,渴了喝点凉泉水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苦干了28个春秋。汗水撒遍了山梁,足印踏遍了沟坡,一身风霜,两手老茧,不以为苦。他常说:“力量使不完,汗水流不尽,只要决心大,不怕不成林”。功夫不负苦心人,他在曲峪的石鲁土则、石窑沟、后沟、炉沟等处,砌起石塄石坝3000余条。共造林1500亩。在精心管护下,保留树木5万余株,有刺槐、臭椿、杨、柳、枣、桃、杏10多个树种。

1975年,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贯文,专程走访过这位无名英雄,并作颂诗一首发表于《山西日报》,其诗云:

黄河穿峻岭,深山有愚公,

酷暑日伴眠,雪夜星为灯,

种满南山桃,播遍北坡松,

子孙接力传,吕梁换新容。

1976年春,燕宏厚病逝了。为了表彰他的事迹,中共临县县委、临县人民政府遵照他“活着要造林,死后要护林”的遗愿,于1980年10月27日,重葬于石窑则沟山顶,并立碑纪念。碑刻“林业劳动模范燕宏厚之墓”。

孙文鳌(1902——1977),字占元,临县招贤镇孙家塔村人。其祖上世代务农,耕读传家。文鳌自幼酷爱医药,勤学苦读,博览世代名医巨著,自习成才。在家乡应诊数年,不仅对中医各科常见病、多发病治疗有方,而且对多年难治的顽症,亦能知常达变,着手成春。尤对祖国针灸医学,研习有素,造诣颇深。

1957年,他在离石县温家庄乡(今属方山)联合诊所当医生期间,根据中医辩证施治的原则,多次研究运用针灸治疗甲状腺肿大取得成功。山西省和晋中卫生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,深入温家庄一带,访问接受针灸治疗的患者,对远期近期疗效作了调查分析,科学测定,认为针灸治疗甲状腺肿,花钱少,见效快,操作方便,效果显著,深受群众欢迎,的确是一种新经验,新方法,先后在《健康报》、《中医杂志》等报刊上介绍推广。1959年,文鳌出席全国群英会,获国务院奖状,奖章和物质奖励。

1960年,晋中地区在孝义县兑镇举办治疗地方甲状腺肿培训班,邀请孙文鳌介绍经验。他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和针灸技术,而且以自己的临床实践,谆谆教导晚辈和学员:“针灸能立见功效,但生死之穴,乃在分毫,稍有不慎,即可制人于绝地。因此,医术精良,博通医籍仍然重要,临床经验尤为可贵。”离石县组织医疗工作队,年逾花甲的孙文鳌,不畏严寒酷暑,跑遍病区,为患者解除疾苦,深受病区人民的欢迎。1963年、1965年两次当选为离石县第五届、第六届人民代表。还先后被选为出席县、地、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的代表。文鳌身居邻县,心恋故土,年逾古稀,欲将数10年之经验,进行整理,留给家乡,以备后人参阅,因而不顾体弱多病,日出诊,夜写书,如此二年之久,终因心力交瘁,一病不起,于1977年病逝。

白子骥(1895——1980),名建德,临县白家庄村人。9岁入私塾,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入县立高等小学。民国5年(1916)考入省立第一师范。在学生时期受辛亥革命影响,追求进步,积极参加山西讨袁护国运动。

民国6年(1917),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,返县后在城庄村任教。民国9年(1920)任县国民学校校长。时教育大纲学习制度以及教材内容仍较陈腐,子骥经常阅读《新青年》,对李大钊提出的青年要“冲破历史的网罗,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”影响很深。他发动进步老师宣传民主,反对“尊君尊孔”的封建教育,提倡以理性和科学判断一切,应用白话文。学校没有新教材,他发动教师自编,在他的倡导下,全县各校易文言为白话,废旧学为新学,为我县普及国民教育创造了条件。

子骥为人耿直,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,但封建毒害依旧,政治腐败并没有改变多少,国家仍然危机四伏。他认为“有志之士,应以国家安危为己任”,方不负中山先生教导。由于他性格直拗,以致直言招祸,在县难于容身。民国12年(1923)秋,进入太原医学所学西医。民国14年(1925)学习结业,被分配到晋军四师七团任军医。他看到阎军层层倚官仗势,专横跋扈,虽后来被提为军医长,仍毅然于民国18年(1929)借故回乡,再未返队。

民国19年(1930),临县第一个能作外科手术的西医白子骥,在县城创办了“建德医院”。其医院手续简便,费用较低,不论贫富官民皆以诚相待,随叫随到。对贫者,免费治疗。民国23年(1934),都督村一李姓农民背患痈疽,为延医治疗,已将仅有的一亩二分地卖年,仍不见效。他收治后,精心治愈并免除全部费用。当时的建德医院门庭若市,很快成为县民治病的中心。

民国26年(1937),日军进攻华北,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日主张在子骥思想上产生了深刻影响,遂将长子宝善送八路军一二○师参加革命国。民国29年(1940),临县解放后,他参加公立民众医院担任医生。1949年,被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、副主席。1950年任临县卫生院院长。1951年后任县卫生科科长、卫生局局长。本县寄生虫病,甲状腺肿、矽肺等病,在他任职期间发病率大幅度下降。临县卫生工作受国务院和省、地表彰,是与他的积极工作分不开的。他在临床实践中创造的以脐带汤引种麻疹的方法,效果好,被收入《山西验方选集》。他以中西医结合治狂犬咬伤、蛇毒等急症的验方疗效很高。1961年11月19日白子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65年退休后仍为人义务看病。1980年1月1日病逝。

刘树风(1893——1980),原名绍植,字树丰,柳林县西王家沟乡南窊村人(原属临县碛口镇)。7岁入本村私塾,后入县立高小,民国2年(1913)考入山西省第一师范,民国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,怀着一心从教的热情返县任教。时教学不能稳定,常有失业的威胁。解放前的20年中,先后转移5县8校,其中有3年处在失业之中。

刘树风饱尝了旧社会的酸甜苦辣,认识到旧社会的腐败黑暗,决心以教育救国。他每到一处,总是专心致志,苦心孤诣当好园丁。当时不少人称赞他办学严谨,教学有方,作风正派,诲人不倦。他对学生过借,很少责罚,而是以理服人。他敢于严格要求学生,对富家子弟的特殊要求不退缩,不迁就,对穷人家子弟总是千方百计给以照顾,受到广大师生的敬佩。

树风目睹了大革命的失败,看到汾阳街头悬挂着革命志士人头,同情革命,关心革命。其三弟刘绍南(共产党员)被捕后,他全力设法营救,并鼓励他的长子、三子、四子都加入革命队伍。

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关头,他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学校——丛罗峪完小的工作。由于日军“扫荡”频繁,学校在杜家沟、泥滩沟、兴仁里、石佛山、堡子峪、丛罗峪一带转移,在艰苦的环境里他坚持教学,为党和军队输送了不少人才。

在教学上,提倡启发式教学,枯燥的教学课程,经他讲出来,学生都感兴趣。他对启发式教学有相当研究,方法多种多样。一次给学生上自然课,学生还未打开书本,他就提问:“教室里的人都出去了还有什么?”学生回答:“还有桌凳。”他说:“如果把桌登都搬出去了呢?”学生陷入沉思,都觉得空无一物了。突然一个学生举手说:“有空气。”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,今天的课是讲空气的。

刘树风在汾阳河汾中学、祁县中学等校任过教师、校长。全国解放后,由祁县中学调山西省博物馆工作。1958年退休,先后从教40余年。

郭炳旺(1917——1982),临县后甘泉村人。少时家境贫寒,8岁即在歧道进财客店当童工。稍长,有胆识,处事果断,善交际而为人正直,頗受乡里和店主的信任。临县解放后,与人合开了个小磨坊,家里生活好转。日军侵入临县,炳旺对敌人的“三光”政策痛恨在心。民国30年(1941)3月的一天傍晚,回家途中,在佛堂峪前村被日军抓捕,带到三交镇,转交两个伪军看守。他与邻村被抓来的刘进财约好,乘伪军不备,闯上前去,一人一个用黑夹袄搂头一抱,将其压倒在地,并把伪军身上的四个手榴弹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扔出,几声巨响,惊得敌人乱作一团,误为被游击队包围,立即分路阻击。炳旺与刘进财以及场上被抓的人才得以乘乱脱险。回家后,看到家里灶倒锅烂、衣物粮食被敌人抢劫一空,从此决心练兵习武,毅然参加歧道村民兵分队。歧道民兵配合部队作战多次,他锻炼得更加机智勇敢。民国31——32年6月的一年半中,他带领歧道民兵作战30多次,共毙日伪军60多名,军马、军犬数只,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和物品。

民国32年(1943)8月7日,得知日军大队人马要来歧道抢劫,立即布置抗击。敌军近村,先四路散开,将村子包围,然后派100多名伪军分两路进村破门掠夺。突然西街枪响,敌人立即整队搜捕,北街又响起枪声,敌人又蜂拥向北,南街枪声更急,敌人手足无措正要撤离,村外红圪峁、西水沟以及官道两侧枪弹雷鸣,杀声四起,敌人丧胆退逃。这一仗,击毙日军2人,伪军4人,解救被捕群众20多名,截获大量被抢财物。是年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秋,炳旺探知日军又要“扫荡”歧道,于是组织民兵大摆地雷阵,当“看家雷”、“守门雷”、“护街雷”、“卫村雷”刚埋好,一队日军已到村边。走在前的伪军哆嗦着用长杆划圈圈,作标记,绕过“卫村雷”,以为雷区已过,放胆走上街头,“轰隆”一声,两个敌人丧命,一个汉奸受伤,其余见状抱头鼠窜。日军不服气,用刺刀逼着汉奸伪军进村,到打谷场上,见堆着谷子,便命伪军抢劫。两伪军拉来毛驴,将两袋谷子往起一抱,“轰轰”,当场又炸死伪军两名,毛驴两头。日军吓得立即撤退,蹑足而逃。

炳旺在抗战中威名远扬,解放战争中,率临县500民兵配合陈赓、王震将军指挥的部队,转战于隰县与中阳一带,解放了隰县,又参加了解放中阳的战斗。他先后荣立战功7次,其中特等功两次,甲等功两次,多次受到晋绥边区的嘉奖。北京、延安等地的军事博物馆里,陈列着他荣获的“朱总司令奖章”,“劳武结合奖章”,“特等民兵英雄”奖旗及枪支等奖品。

新中国建立后,炳旺勤劳生产,政府给补助,婉言谢绝。晚年患癌病,军分区给补助也力辞不受。1982年病逝。

刘崇德(1909——1982)字峻夫,临县后月镜村人。8岁入本村小学,16岁毕业于方山省立第二平民高小,18岁到县城“常庆元”药店当学徒,后任会计。其间,他刻苦攻读中医典籍,成为医生。

崇德青年时期虽然步入医门,但他关心国家大事,积极追求革命。抗日战争中,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民国26年(1937),考入牺盟会领导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,加入牺盟会,同年结业回县,先后任三区助理员,两级学校书记员、教员。民国27年(1938)加入中国共产党,翌年10月,受党组织派遣任三区区长。临县解放后,历任一区区长,黄河商店经理,方山县财政科长,临县人民政府秘书等职。

民国33年(1944),崇德接受中共临县县委的安排,创办县立医院。当时既无资金,又无设备,他艰苦创业,开办了临县第一座县办医院,取名“民众医院”,他任院长。

1952年9月,崇德被选为临县副县长。职务变了,他为人民服务的本色未变,平易近人,处处关心群众疾苦。有一次,路遇一人腹痛的在地上打滚,他亲自扶送医院,并自己出钱给买药。患者病愈,感激地说:“刘县长真是咱穷苦人的好县长。”

50年代中至60年代,崇德任兴县、榆次专署卫生所科长,省卫生厅中医处秘书,中医学会山西分会常务理事,省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副院长等职。他为发展中医,与排斥中医的行为作过不懈斗争。1956年亲自搜集、整理、编写了20多万字的《山西省中医验方秘方选》。他还深入门诊、病房和医务人员中总结中医治疗经验,并为西医学中医班讲课,讲授中医的学术理论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造反派夺了他的权,仍每天坚持门诊,并带领中医研究所的医生深入文水县的8个公社为农民看病。医疗队被围攻,他义正词严,挺身解围。1970年,被下放到临县白文镇插队,积极帮助农村办医疗所,传授医疗技术,给白文中学卫生班讲课,翻山越岭为周围几十个山村的农民看病,受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。

崇德医德高尚,给人治病,从不收受分文。他的处方药味少,价廉、效高。1961年他被邀请到北京,为一位粮食部长治高血压,仅开4味草药,部长认为他服了几千元的药尚不见效,不以为然,结果一剂见效,连服10剂,只用了7元多钱就好了。

1973年,刘崇德调回临县,先后任县人民医院党支部副书记、革委主任,县卫生局计生办副主任。1981年10月,当选为县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1980——1982年,他带病将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写成20万字的医案、医话,奉献于社会。1982年病逝。

王佩福(1918——1982),临县三交镇孙家沟村人。自幼家贫,以给地主牧羊打短工为生。民国29年(1940)参加革命,民国33年(1944)加入中国共产党,历任三交区干部,武家沟、佛堂峪乡指导员,县供销社干部。1953年响应号召回村组建农业合作社,1956年,初级社转高级社时,担任了

村党支部书记。他坚持“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”的精神,带领群众修建高标准梯田,打坝造地,造林种草。由于采取了工程和生物措施相结合,治山和治沟相结合,经过十几年“集中、连续、综合”治理,使全村分布在11个山头,7条沟里的1254亩坡耕地,除380亩枣林地外,都建成了高标准基本农田,其中水平梯田810亩,沟坝地32亩,水地8亩,基本农田达到850亩,占总耕地面积的70%,人均1.6亩。使80%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控制。1966年,全村粮食总产18.88万公斤,人均353公斤,亩产222公斤,比合作化初期亩产40公斤增长4.5倍,不仅做到粮食自给有余,还向国家交售商品粮5万公斤。孙家沟的自然面貌变了,人的精神面貌也变了,尊老爱幼,勤劳致富,廉洁奉公,一心为集体的精神蔚然成风,连年评为省、地农业先进典型,先进经验在全省推广,被誉为“西山的大寨”。王佩福带领群众大搞农田建设的事迹,以图、表、照片的形式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展出。王佩福被评为省、地劳模,并当选为山西省五届人大代表,中共临县委员会委员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孙家沟被诬为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典型,佩福受到责难和批斗。生产受到严重破坏,集体的2.5万公斤储备粮和一万元存款全部吃尽分光,群众又回到缺吃少穿没钱花的困境中。

1975年,在全国农业会议后,佩福再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,他接受了山地水利化投资大、成本高的教训,在县农技站的帮助下,大干旱作农业,将810亩水平梯田全部普耕深翻,把“三保田”变成了“海绵田”,活土层提高到20厘米以上。为解决肥料问题,将所有秸秆全部还田,土壤中有机质含量达1.1%,比全县水平高二倍。土地蓄水力强,集雨期每小时亩吸水量比一般地多31毫米,降雨量利用率达70%以上,这些农田基本做到旱涝保收,高产稳产。在三交农技站的帮助下,孙家沟农技科研队年年搞试验,先后推广了蓄水保墒,良种栽培,秸杆还田,集中施肥,氮磷配合,耕作改制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。

王佩福为了孙家沟群众尽快共同富起来,在征服自然的战斗中,始终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,他每年参加集体劳动不少于200天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王佩福根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,很快在全村落实了农业生产责任制,带领群众在迈向小康的征途上开拓奋进。

朱英(1922——1985),原名李卫珍,又名李生藩,临县白文镇人。民国24年(1935),14岁的朱英在太原中学就读时,从阅读进步书刊中萌发了革命思想。民国25年(1936)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、山西省牺盟会。民国26年(1937)加入中国共产党,在党组织的安排下,返回临县开展工作,临县牺盟会派他到白文一带组织进步力量,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救亡。是年10月,参加临县牺盟游击队,开展清匪除霸,动员参军参战,扩大武装力量等工作。民国26年(1937)冬,派赴延安抗大学习,未毕业即派往部队工作。

民国27年(1938),朱英先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任连指导员,尔后到晋冀鲁豫军区任团参谋长,团长等职。在抗日战争中,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。在解放战争中,参加了上党、晋南、强渡黄河、挺进豫西、淮海、渡江以及两广战役。他在指挥作战中,审时度势,精心运筹,英勇果断,身先士卒,屡克顽敌,充分显示了不凡的军事指挥才能。

朱英身任武职,爱好文学,文才亦很出色,还是一位优秀的随军记者。《人民日报》1962年6月2日发表的“骑龙过黄河”就是他写的陈谢兵团一夜之间飞渡黄河,插入中原的惊险事迹。

新中国建立后,朱英由师参谋长、师长晋升为军参谋长。历任昆明军区、广州军区司令部参谋长。曾被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。他从戎多年,既重视军队政治工作,又重视军事训练,认为军事民主是指挥员与战斗员之间的联系纽带,在制定作战方案时,实行军事民主既可集中广大战士的智慧,又可把指挥员的部署和决心变为战士的自觉行动,这样就能以一当十,增加战斗力,克敌致胜。在国防建设方面,他强调“居安思危,有备无患”,针对现代战役和军队特点,要求部队严格训练,为战时培养好有一定军事素质的兵员,他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出了贡献。

朱英还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老挝大使馆参赞,他立场坚定,旗帜鲜明,正确执行了党的军事、外交路线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朱英与“四人帮”进行了坚决的斗争,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高尚品质。

1985年3月18日朱英病逝于广州,终年64岁。

郭锡兰(1919——1985),临县丛罗峪镇杨家山村人。在临县第一高等小学就读时,经常阅读进步书刊。民国21年(1932),14 的郭锡兰就关心抗日救亡运动。民国25年(1936) 冬,毅然离家,走上抗日前线,参加了绥东战役。民国28年(1939)加入中国共产党,历任临县第四区区长,临南县委宣传部长、县长等职。他在组织人民抗击侵略者,建设新政权中,做出了重大贡献。解放战争中,历任晋绥一中副校长、中共晋绥分局党校部主任、地委宣传部长、地委副书记等职。

新中国建立初,郭锡兰随军南下。历任西康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、纪委副书记、地委书记、西康省财计党委、党组书记等职。1956年调西藏,先后任西藏自治区秘书长、副书记、书记、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、自治区顾委主任等职,长期主管西藏财经工作。他作风民主,从实际出发,重视民族团结,为西藏的进步繁荣耗尽了心血。

西藏要发展,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。为了改变交通落后状况,郭锡兰踏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。1956年,在修建雅鲁藏布江第一座大桥——曲水桥时,从设计到施工,他现场办公,朝夕不离,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,做到工期短、质量好、投资少,在西藏建桥史上创立了最佳样板。1964——1965年,他两次从拉萨出发,北至甘粛柳园,东至昌都、察隅等地,行程8千里,往返3个月,对青藏、川藏两条公路干线进行了调查研究。他提出了公路运输管理的“段、站、厂、队”四字方针,即办好养护段、司机食宿站、汽车修配厂、汽车运输队。四字方针贯彻后,对西藏交通运输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。

“粮盐交换”是西藏农牧民之间经济往来的主要形式,也是边境小额贸易的主要内容。每年冬天,牧民到盐湖挖盐,秋天用牦牛、羊子驮着食盐、土堿及畜产品到农区换粮和农副产品,这种历史形成的交换,关系到几十万农牧民的生产生活。随着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建立,“粮盐交换”市场由减少到中止,给居住分散的农牧民带来很大困难,仅林芝一带就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吃不上盐。郭锡兰召集工交财贸有关领导研究讨论,一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,“粮盐交换”由来已久,有广泛的群众性,既适合穷乡僻壤,地广人稀,居住分散的特点,又能促进这些地区的贸易和生产发展,在他的极力坚持下,恢复了“粮盐交换”,使群众生活、生产上的困难很快得到解决。在拉萨市政建设中,他反复强调:造价是各种消耗和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反映,一切工作要围绕提高质量,降低成本这个中心来开展。他不避风雨,与藏汉干部、工人、居民一起奋战,以最快的速度,最低的造价和较好质量,建成了包括文化宫、展览馆、银行、邮电、百货等工程在内的拉萨第一条大街,锻炼了一支以藏族为主的建筑工程队,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。

锡兰勤奋清廉,在西藏工作30多年,没有休完一次假。一年到内地开会两次,会完即反藏,每天工作十四、五小时,很少过星期日。夜晚别人已入睡,他还在批阅文件报告,黎明别人才起床,他已拾粪返回。他种了块自留地,但收入的蔬菜却交给大食堂。他长期患气管炎,后又患肝炎,还经常深入上百里远的农村,牧场了解民情。每逢研究重要问题,意见需要统一,他总是求诸实际,亲自调查研究,总结了四字调查法。他的讲话稿,都亲自动手,从来不用秘书代写。

1985年,锡兰病情加重,在北京治疗,自觉有生之日无几,于是毅然返藏,要在活着时把西藏建设、发展计划搞出来。这是他对有着深厚感情的西藏未来的设想和建议,也是对西藏人民的最后奉献。

1985年8月21日,郭锡兰病逝于北京。

刘万山(1908——1986),临县丛罗峪镇刘家山村人。出生于贫苦农家,自幼生活所迫,7岁就给本村地主家干杂活。13岁开始离家到碛口镇李家山、索达干乡咀头等村扛长工,直到民国28年(1939),才告别了当牛做马的生活。是年秋,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,他的政治觉悟提高,同全村父老一道对敲诈勒索、横行乡里的坏村长展开斗争,列举罪状,赶其下台,选举了人民拥护的好村长。民国29年(1940)3月,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年秋,任丛罗峪区瓦窑塔行政村秘书。民国30年(19 41),任瓦窑塔行政村村长。翌年冬至民国32年(1943)春,任临南县建设科科员。秋,参加临南县举办的“减租减息”训练班,是年,出席了晋绥边区劳模会,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,并荣获奖金(25元银洋)、奖状、劳模证章等。民国34年(1945)4月,任临南二区区长(先驻招贤、后移驻林家坪)。民国35年(1946),任临县八区区长(驻林家坪)。民国36年(1947),任十一区区委书记。民国37年(1948),任临县建设科科长。1949年任副县长。1956年任中共临县监委书记,直到962年退休(后改离休)。

刘万山未进过学校大门,是个没文化的农民干部。担任领导职务后,每次外出开会学文件、听报告、领受会议精神,他不会做笔记,全凭脑子记忆,进行汇报和传达。他的讲话也全凭事先在脑子里考虑好了才进行。但是讲话语言朴实风趣,很吸引人。他工作期间,办事极端认真,秉公清廉,作风民主,生活俭朴,深得民心。尤其是在民国29——36年(1938——1945)革命最艰苦的岁月,为了解决抗日军队——八路军的吃粮困难,他日夜奔走,费尽心机,用讲道理、摆事实的办法,亲自上门动员林家坪乡张家沟富户薛茂中献粮60余石,招贤段家塔村薛崇如献粮100石,并亲自送交抗日军队。为解决本县在招贤制造地雷、手榴弹所缺的引爆拉线,他不辞辛劳,说服动员碛口镇富商陈敬梓献出其经营的数量可观的丝线。为了解决八路军急需的衣和鞋,他走村串户发动群众纺棉花,织“标准布”,做军鞋。他所领导的地区、单位缴售“标准布”的数量、质量总是全县之首,而且往往提前完成。他的家属每次上缴“标准布”的数量、质量总是全县第一流的。当他发现妻子任务过重,日夜操劳,恐难提前完成任务时,他就挤出时间帮助纺线织布,有时通宵不眠。他的模范事迹被编成戏剧在全县上演,并在《晋绥日报》上进行报道。

新中国建立后,万山在担任副县长和县监委书记期间,一如既往,勤奋工作,无私奉献,直到1962年退休。

高万青(1903——1986),临县林家坪镇杏窊村人。13岁就读于私塾,17岁入碛口高小学习,后到太原进山中学学习,因经济拮据,退学回家,随父学医。民国12年(1923),考入汾阳河汾中学读书。民国18年(1929),入北大法学院,毕业于政法系。民国25年(1936)回县任教,民国26年(1937)参加牺盟会,同年7月,任临县差务局主任。民国17年任县政府特务营营长,9月,任山西保安第四区第四支队政法部主任,11月因病回家。民国29年,在临县经济局任视察员、秘书等。民国34年9月以后,先后在人杰墕、临县第一高小、三交高小、歧道中学、林家坪等学校任教。从教40余年,为培养人才做出贡献。

万青从小酷爱秧歌,13岁开始挑伞出门表演,初露头角便显示出其超人的才华。30年代,年轻好胜,唱秧歌大胆、泼辣、自负。如他唱道:“肚子是个秧歌窝,秧歌好比牛毛多,唱了十年又十年,才唱出半个牛耳朵。”“五湖四海到处走,愿在世上访高手,不敢人前夸海口,对上秧歌认朋友。”最出名的是他和高有贵的一场“激战”,据说杏窊村的秧歌队首次到严家墕村表演,受到热情款待。按当地风俗,严家墕的秧歌也应在适当的时候回访,同时讨还欠账。可因杏窊村有个大名鼎鼎的高万青,而严家墕又无他的对手,一直不敢前往。后从招贤寺坂底请了和高万青同一时期的著名伞头高有贵,秧歌队才到杏窊村。两人见面,便拉开了互相对答的一场激战,如万青唱:“秧歌到来喜心怀,乐的我们穿不办鞋(读孩音),自古客由主安排,对上秧歌再进来。”高有贵唱:“东山挂出免战牌,西山来还是头一回,听说贵府有高才,我大胆闯进曹营来。”万青唱:“东山上你是一只虎,老虎下山不如狗,老鼠入了狸猫的口,爪爪虽刨你难逃走。”高有贵唱:“十二相属鼠第一,小小狸猫算老几,深山的豹子张开咀,连骨头带肉吃了你。”两人一直对搭到日头偏西,不分胜负,最后还是万青之父喝住儿子,秧歌队才得以进村。

中年时期的高万青,一直在当地担任教师。经历世事,阅世渐深,唱秧歌也逐步走向成熟,如唱碛口“天下黄河十八弯,宁夏起身到潼关,沿河风景说不完,还数碛口卧虎山。”唱招贤:“招贤沟里很兴红,烧瓷炼铁又铸铜,珍珠玛瑙玉石瓶,不如大锅小老盆。”唱侯家沟底村:“苹果核桃大母枣,香水油梨甜葡萄,山上山下全是宝,赛过仙山灵芝草。”

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,他被错定为右派,1962年摘掉帽子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又被开除回家,直到1978年才改正平反,恢复名誉。在人生道路上几经波折后,他的秧歌处处表现出谦和的风格,如“鞭炮惊心不住鸣,乡亲们热情来欢迎,我唱秧歌是乱弹琴,高抬贵手咱进门。”

1983年,80高龄的高万青,专程到县城祝贺首届伞头秧歌比赛,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,他唱道:“秋风糜子寒露谷,树到霜降落叶子,想唱秧歌气不足,同志们欢迎我感激。”“赛歌台上看伞头,个个出色竞风流,鼓足干劲再加油,锦上添花楼上楼。”当临县伞头秧歌队首次赴离石表演获得成功,返县后进行汇报表演时,他唱道:“初战吕梁斗志高,风卷红旗漫天飘,英雄榜上姓名标,我为大家解征袍。”

万青从13岁开始挑伞唱秧歌直到晚年,是本县著名的伞头,人称伞头泰斗。他的秧歌语言纯朴,七字句居多,干净利落,绝无拖泥带水之嫌,艺术感染力较强。他一生唱的秧歌有千首之多,今在民间传颂的不下一、二百首。

刘侵霄(1916——1987),临县松峪村人,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。7岁入本村小学,12岁入县立第一高小,毕业后在本县农村小学任教。

民国25年(1936),红军东征到白文,侵霄深受影响,产生向往革命的思想。同年9月加入牺盟会,翌年,经县牺盟会介绍,考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,到忻州教九团受训。同年8月,参加了决死二纵队,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奔赴抗日前线。

侵霄作战机智英勇。民国27年(1938),他在洪赵游击大队任主任时,在日军炮火猛烈,枪弹密集射击中,率部穿越封锁线破敌交通。还有一次为了解救被围连队,他冒死率部冲向敌背,救出被困连队。民国29年,他任二队供给部会计科长,部队从交城、文水山区向临县转移,他腰缠金条、法币,随军走到上西坡河滩,突遭日军伏击,他左冲右突,拼命搏斗,战后清点,他腰缠的金条、法币未损分文。同年冬,日军“扫荡”,侵霄身患重病,仍随军活动。一天,在三道川中庄村宿营,被日军包围,他听到枪声,一跃出门,冒死从后墙冲出,左肩负伤,仍拼命爬上山,追上突围战友,但在包伤时,日军冲来,寡不敌众被俘。日军对他残酷拷打,用绳子勒,他几度昏死,视死如归,未漏任何机密,后被党营救出狱,这在他个人历史上形成疑点,历次政治运动中总要受到纠缠,但并未影响他对党的忠诚,对革命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。

40年代初,侵霄任晋化货栈转运站办事处经理、站长。当时前方部队生活十分艰苦,后方做经济工作的一些人却滋长了讲排场,讲享受的风气。他严格管理,每天吃米汤炒面,一星期只准吃一顿白面。他对别人严对自己更严,他盖的黑粗布被子,又铺又盖十几年。军分区政委发现后说:“与讨饭的差不多,换床新的吧!”他说:“我是后勤部长,应当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。”此被子一直盖到新中国建立初。1949年10月,他任晋南中心区后勤部长,1953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,是总后前线指挥成员之一。他艰苦朴素,廉洁奉公,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,置生死于度外,始终如一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他除了挨批斗,还受到百般折磨,劳动改造6年,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。平反后,任内蒙军区军级顾问。

1981年,刘侵霄离休后,写了不少回忆录发表于《内蒙古日报》和内蒙古《实践》杂志。

张永伦(1905——1990),临县林家坪镇兴仁里村人,从小家贫如洗。民国16年(1927),在方山种地。民国25年,红军东征到方山,永伦受到革命影响,在方山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民国26年10月,受党组织派遣到碛口区做农会工作,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民国27年调任县农民救国会秘书,发动农民反封建剥削,开展“减租减息”,推行“合理负担”,揭发贪官污吏,经常活动在郝家山、高家坪、庙墕等地,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。

民国28年(1939),阎锡山发动“晋西事变”后,他在带领部分人转移农村时,在明地局被阎军抓捕。敌人把他捆绑到窊头村,要与同时被捕的阎继武等一起处死,忽接令让拉到青凉寺活埋。次日到青凉寺,埋人坑挖好,敌人又接令让押回县城与段冰洁一起审理。张永伦被押回县城,敌人查出已出城的不少护照是县农会开的,有他的印章署名,又决定在文庙底活埋。此时,盘踞县城的骑一军军长赵承绶要亲自审讯张永伦,在审讯中他被打得遍体伤痕,血迹斑斑,数次昏厥,但守口如瓶。敌人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材料,被投入死监,准备与在监的15人一并处决。当敌人从1号监杀到关押张永伦的6号监时,城外传来枪声,新军冲进县城,骑一军弃城南逃,永伦获救出狱。

民国29年(1940)1月,永伦任县抗联主任,后调地区农会负责。土改时,任地区土改委员会副主任。时康生在郝家坡搞土改试点,提出所谓“搬石头”运动,在这一错误口号指导下,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,严重脱离了党的领导,致使不少村、区、县干部,以及在外甚至在中央工作的本县籍干部,都被要回本村受整,永伦对康生的这一作法很反感。当他看到六区农会秘书,从小揽工种地的刘锦隆,被村民要回村打死的惨状,十分难过,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。于是一面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,一面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抵制。他提出:今后不管那个村往回要干部,都必须经过批准。他以地区农会领导人的身份亲自掌握审批权,保护数十个好干部免受批斗。

民国36年(1947)土改后,张永伦先后任中共方山县委书记,晋绥国边区建设处副处长、兴县专署副专员。后调任太原晋源农牧厂副厂长,1983年离休。


主办: 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  晋ICP备06004910号-3 网站地图  
邮政编码:033200   网站技术服务电话:0358-4421987
网站标识码: 1411240003   晋公网安备 1411240216000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