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中元（1702——1750），字正公，号酉古，临县寺家塔村人。自幼敏而好学，过目成诵，10岁尽读乡里藏书，20岁赴京求学，“日游书肆，悉心翻阅，归则择要抄录”。尽通诸子百家，少负才名。
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适遇皇室宗学招聘教习，中元应试即被录取，在皇宫宗人府任教谕。雍正十年（1732）中顺天乡试举人。乾隆二年（1737）中进士，御批“即用浙江知县”，辞而不受。据传后来作乾隆之子爱新觉罗·颙琰（嘉庆）的教师。一日，正在跪讲，见皇子打瞌睡，怒不可遏，随手不将一本《资治通鉴》甩出，正巧打在皇子脸上，自觉闯祸非轻，立即转身出逃。乾隆得知后说：“不要难为先生，把我的圣字宫灯送给他。”中元自知前程已失，乾隆原谅，以后如何？余悸难消，不久即返乡为民。返乡后“不事家人生业，酒债累累，典衣质裘，邋遢度日。”乾隆年间，为城南东岳山文塔撰写了“文塔铭”。在县城还书写门匾，今存者有“世其昌”三字，字迹颇有走虎行龙之势，常引人翘首。
民间流传赵中元的故事有：《外祖母家吃油糕》（是说其幼时的机智），《才冠翰林院》（说其青年时期的才华），《打太子》、《圣字灯笼挂草房》（说其闯祸出逃），《酒楼对诗》、《诗中摻水》、《臭虫的儿子不粜米》、《一语破一案》（说他的才华超群，以及在地方官吏中的威望）。
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赵中元在穷困潦倒中病逝。
李锡嘏（1708——1765），字如九，号祉堂，临县城内人。幼时勤奋好学，善于独立思考，不满足于记诵字句，对所学必追本溯源，直到融会贯通。18岁起专通五经，博览群书，深得知识界人士敬重。清乾隆丙辰年中举人，乙丑年中进士，受聘于汾阳罗城镇就馆教学，不久又受聘于交城卦山书院任主讲。后因父病，辞返故里，侍奉膝下。父病逝，守孝三年后，赴京候选，委任河南省阳武县知县。
到任初，时值阳武县黄河堤决，水势泛滥，筹办防堵工程不胜劳瘁，旋又淫雨连绵，阳武一带尽成水国，灾民急待赈救。锡嘏及时上报灾情，按户发款，计口散粮，远近无遗漏，吏役无侵吞，灾民濒死得活者甚多。但涝灾已成，秋收大减，严冬到来，县民饥饿依旧，四出逃生。他目睹此情，心急如焚，首先捐输了自己的俸禄，并劝当地富户同捐，设厂煮粥以赈灾民，得救者五千余人。锡嘏决断讼事亦不轻易用刑，每案都耐心审察详情，使有罪者甘心服罪，有冤者得以昭雪。
锡嘏被调任杞县知事离阳武时，黎民攀辕卧辙挽留。到杞县后，又值岁歉，他奉令赈济，按上中下户及人口大小，不漏一人，不滥发一粟。境内发生蝗灾，他率领差役，召集县人及时奋力扑灭。县境内分为十保，粮随地征，日久因农民迁移，征粮时往往找不到地主，无主地应纳的粮由保内所属农民负担，农民对此有苦难言。他得知后，将久受牵连的无主地征粮尽数豁免，减轻农民负担。他在杞县任上，还遇黄河南北各处大水泛滥，水与堤平，一旦风雨激荡，即有决堤之险。他露宿堤上，率民日夜守护，直到退堤。时杞县城垣年久失修，一旦河水溢出，即无法堵当，他令合邑人士量力捐输，挑选有才干而公正无私者监督管理，及时整修。他对教育尤为关注，力主设立书院，聘名儒为主讲，并亲临书院登台执教。遇国家考试大典，必设丰厚宴席，招待应试学员，并捐出自己的俸银为应试学员作路费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杞县的学风、文风大为改观。杞县人于县城西郊普济堂侧为其建生祠，以表敬怀。河南省巡抚保举他升任知府，后提补河南开封朱仙镇水利同知，又委署河南卫辉府知府。他离开杞县时，父老焚香顶烛，跪拜于路。
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李锡嘏奉委由水路运送东南各省官粮进京，行至大名府，旧冲气病复发，卒于当地，终年57岁。其子李树嘉奉丧归，葬于县城东关北岳庙侧。
张从龙 (1797 —1870)，字子云，临县玉坪村人。少有膂力，喜弓马，幼随父读书兼习武功。弱冠入邑武库，拜师野林王公。王系武当山的俗家门徒，集太极、八卦、形意、少林拳于一身，精于骑射，通晓兵法，张尽得其传。道光二年 (1822)中武举，道光三年会试，名列榜首。继经殿试，擢一甲第一，钦占状元及第，深受道光帝器重，以头等佳卫赐乾清门行走。但他胸怀大志，常以“男儿当鏖战沙场，方不失为华夏子孙”，“吾之所学，在于强神卫国，健身御敌，九卿碌碌奉其官，心实不甘”自勉，求人打通关节，调配闽浙绿营，官授游击，驻防闽浙沿海。海防必善水战，从龙日习水战，夜学兵法，12年不返家门。在镇守连江所海口中，多次率军打退海寇偷袭。道光十七年 (1837)闽浙大举阅兵，其行阵严明，训练娴熟，阵容军纪，均冠三军，被提为参将。
道光二十年 (1840), 林则徐、邓廷桢禁烟抗英对其影响很大，邓廷桢督闽，从龙御外侮的决心更强。他平时留心海防地势，作《闽海战略图》，图中对海口、关津、明码、暗礁、深港、浅滩以及起潮、来汛、风云变化、渔民艇户，那里可以驻军，那里利于防守，都标的清清楚楚，秘为珍藏。他看到海防在急，将这张军图送给闽督邓延桢。邓初到闽省，得图如获至宝，不及一月，即将海防部署完毕。
同年五月，英军在澳门攻击不入，改道闽海，攻取厦门。从龙在邓廷桢的统帅下，严阵以待。英船驶近厦门，他令水勇扮作闽省商人，大模大样行近英船，待至夜间，火罐喷筒齐发，射向英舰，英舰猝不及防，几十名英军被焚烧击毙。英军统帅伯麦，大举反攻，张从龙率水勇固守炮台，英勇抗击，英军锐气被挫，退出闽海。
道光二十一年 (1841)，在定海战役中，总兵葛云飞、郑国鸿、王锡朋殉国，钦差大臣裕谦自杀，举国震动，军民疑惧，从龙临危受命赴狼山、定海、处州三镇狙击英军。他在战斗中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指挥果断，屡克顽敌。一次他带兵欲增援副将朱贵，收复镇海，不料朱贵军已败，英军正乘胜夜袭，他攻入敌阵，毙敌50余名，带领训练有素的拳勇百名，飞跃敌前，一阵猛冲，杀得英军丢枪弃械而逃，抛下尸体50余具。
道光二十二年，从龙奉命护理处州总兵，在招宝山防堵。 他预测沿海大风将至，乘夜带兵趋近敌舰，暗伏港湾。次日凌晨，台风大起，波涛汹涌，张下令排炮齐发，英军欲还击，风向不佳，舰只调转失灵，霎时数只英舰中弹燃烧。英军挨打至下午风定，组织反攻，从龙亲自拔开四千斤重炮发射数弹，击沉英舰一只，运送船两只。而他不防一弹飞来，身负重伤，血流满面，昏倒在地，当部下救醒后，坚不退避，浴血奋战。是役击沉英船数只，使英军威风顿敛。张以血战功荣升台州副将。
张从龙奋战海防三十余年，志在卫国，直到晚年致仕返乡。同治九年 (1870)病逝，终年74 岁，葬于万安坪村。
赵无玷（1877——1909），字仲磨，临县城内人。幼时从父攻读，稍长从师于本县名儒贾凤书门下，在凤山书院就读。18岁府试，中第一名秀才。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清廷开科取士，他本不愿去应试，但由于师命与众望难违，勉强去了省城，却以五百两银卖掉自己的答卷，使买者中举。此事引起其父震怒，认为他“辱门陷户”，当即严责他“归还本来面目”（举人）。他坦然答道：“科场儿不愿去，功名儿不愿得，父要儿赎誉，三年后还你个举人“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再度应试中举。
赵无玷中举后，被选入省令德堂深造。他精于计算，令德堂会考名列第一，被任京官，授度支部（户部）主事，兼管河南田赋司，在河南目睹“政繁赋重，徭多税杂，民生凋敝。”经明察暗访，查明地方官横加于农民的苛捐杂税二十一宗，折银六万三千五百四十三两，遂直言不讳上奏。
奏章以论法制起首，转入现状呈述：“徽臣主度支之事，司河南之赋，到豫视察有年，洞悉其中利弊。”“查河南年年有灾，岁岁闹荒。去年陈州荒地千里，怀庆十室九空，乡民啼饥号寒，奄奄一息者常见不鲜，路旁扶老携幼，奔走呼号者，比比皆是。”在呈述现状后，进一步呈述原因：“究根寻源，天灾固有，而人为之祸十占八九。”“当今县制，倍多于古，民少官多，十羊九牧；蒙君作弊，专横跋扈，上瞒下漏，患无所救。”“主政则受贿，治民则搜刮，位高则弄权，宠上则拉夫。”“官税虽重犹有底，附税浩繁无可计。黄纸蠲租（诏书免除租税）白纸催（地方官文告催租），敲诈勒索万民哀。”“土地拍卖犹纳税，田园荒后尚征苗，任是深山更深处，亦要抓捕抽丁徭。”“如此状况，贪官污吏勾结土豪所也！”“据抽查，仅彰德、怀庆、陈州、南阳四府，横征赋税21宗，年折银63543两。事实确凿，有据可查。”最后建议：“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，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。乞我皇调人员，清财赋，廓清积弊，严整法度，赈灾恤民……”。后附横征暴敛官员花名。
在封建社会，谁要揭露朝廷弊端就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，这份奏章发出，知心至友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当时清朝摇摇欲坠，摄政王为了拉拢民心，稳定局势，按奏章列举官员，择重者惩办了几个，并诏令免除每年横加在河南农民身上的六万多两赋税。
河南农民的负担减轻了，赵无玷却因此得罪了不少官吏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他正在书写财赋丁徭方面的变革论文，忽觉胸闷胃逆，延医诊断，医言“似中毒”，医治无效，逝世于北京，终年33岁。旨令“护柩回乡，官仪办丧”。
刘汝（1852——1911），字怡亭，号玉峰，晚年号澹园，临县东柏村人。生于世代苦志读书执教，以文名素著之家。其父刘如兰深受傅青主影响，“清才硕德，潜心理学，不慕荣利”，虽饱学而不仕。
汝受其父影响，自幼好读，善辨字，爱诗词，7岁父卒，因家境清贫，依附姐家为生。时值姐家张氏办有私塾，常恒立窗外，窃听先生讲授，默记于心。先生日见其来，甚感奇异。一日呼入询问，竟能将先生讲授背诵一字不错。先生深感其求学之诚，记忆之强，喜告其母说“是儿外痴内慧，将来必有造就。”并表示情愿不索学费，收他就学，汝才得入学就读。稍长归家，“居贫而志不倦”，师事本县贡生刘雨田，勤学苦读，继父遗风，工于诗赋。师爱其才，尽心教授。同治八年（1869），汝赴汾州府求学，除学好所定课程，尤重博览。因家贫无钱购书，常借读于书肆。如此苦学数年，胸怀豁达，学识大长，光绪八年（1882）科副贡，边执教于私塾以谋生，边博览诸子百家。光绪十四年中举，光绪十五年中进士，一时“名冠文场，声腾府属”，随即出任陕西神木县知县。赴任后，勤政爱民，廉洁奉公，声望颇高。他为体察民情，常至乡村走访，遇事立断。在神木县乡村看到苛捐杂税繁重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，即设法减免赋税。发现土豪劣绅残酷剥削欺压农民，即就地整治，为民解忧。神木系陕西风沙大、干旱多的贫困县，经济文化都很落后，即兴办学校，并因势利导，率县民开发碱场，务牧畜，鼓励农桑，使神木县的生产得有较大发展，去任时，绅民饯送塞途。长城横贯神木县境，地势险要，为兵家争夺之地。他为神木人勤朴善良之民风所感，望壮观之河山，也增添了不少诗作。所作的《长城颂》、《中华大地》等诗，抒发了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、报国之志。
由神木转任孝义厅同知，其地瘠苦年荒，盗风称剧。他到任后，既请放赈，缉匪复亲，行乡劝谕，逾数月民皆宁息。由孝义旋补麟游知县，藩司批禀他有“不嫌缺苦，不恤身劳”之评语。而他耳闻目睹，深感清廷腐败，朝政日衰，外患日亟。他认为己虽清正为官，竭力为民解忧，但“时事日非，事与愿违”。他不愿再为腐败的清廷作官，到职不久，即以请假归葬兄嫂为由，再未出任。日与子侄讲史论典，著书立说。著作有《云潜诗草》、《云吟小草》、《秦中吟》等诗作四卷七百余首，《宦余随笔》、《蓉岩杂著》文集二卷。
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刘汝因病逝世，终年58岁。内人将其遗作合刊为《澹园遗集》共六卷。清壬寅科举人赵玮作序云：“先生每成一气，下笔千言，倾刻立就。”“不仅以诗格见长，然诗以言志，志之所至，诗亦至矣，况先生之文诗，意在继述前型，抒发素抱，与寻常流连光景者迥然不同”。当时名人学者认为“近代本县诗坛名家，无出其右”。
吴命新（1856—1928），字敬夫，中年后号敬命，临县上西坡村人。7岁就读，其师善书法，入学即教以书法入门法则，规定每日写字一百。从此即苦练书法，终生不辍。后从师于凤山书院主讲贾凤书，为邑痒生。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拔贡。十五年（1889）中举。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赴北京会试。参加了“公车上书”，与康有为、梁启超过往较多。中进士后，康有为即荐他到北京图书馆任职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发动“戊戌变法”时，康有为曾偕吴命新参见光绪，专折奏事。变法失败，吴命新感到政治风云突变，怵目惊心，对变法虽表同情，但对康组织的“保皇会”，宣扬“助外人围攻匪以救上”，则深为反感，康梁数次邀他随行，均婉言谢绝，专心于博览群书，苦练书法。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命新任陕西定边县知县，适京师学务处催修县志，即选拔文士，组织采集考订，辑成《定边县乡士志》。在定边“政声尚好，墨迹不少”，定边档案中有“定边东滩，教会与民争八里河水利，讼于县堂，吴公手制水章八条，弥患息讼”的记载。
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调任陕西岐山县知县，访察民情，清理积案，兴修水利，开垦荒田，举办蚕桑讲习所，成立农业学堂。在职数年，颇得民心，离职返乡，岐山人赠“万民伞”三把，以表敬意。
命新以书法负有盛名，并兼通篆刻，其书功力遒劲，笔势神逸，造诣精深。太原孔庙、大同云岗、介休绵山、方山武当、交城卦山、陕西岐山、绥德、榆林以及北京博物馆等处，都有他的手迹。境内墨迹颇多，原城内四座大牌坊的匾额、挂对，大部出于他手。其墨迹存世的有篆书《石鼓文》、《千字文》；篆刻《雪窗偶录》、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，隶书《临县志序》。不少挂联、条幅落于民间。
命新一贯热心兴教。返乡后，修校舍，制用具，在村里开办学校一所。后经他多方努力，于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将村校转为国民学校，并破例招收女生，是本县由私塾转为公立的第一所学校。民国6年（1917），还出任过《临县志》的总纂。
命新热心公益事业，经常注意积存义仓，每遇重灾，即开仓散赈，修桥铺路更是常事。民国17年（1928），在弥留之际，令其子将乡民欠账当众焚烧，乡里人甚为感动。
胡宗虞（1872——？）字劭周，贵州安顺县人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中举，复又毕业于法政专科学校。民国4年（1915）调任临县知事。
宗虞在临县任期内做了不少于民有利的好事。首先对县情作了广泛调查了解，认为财须民生，强赖民力，感恃民势，福由民殖。故王者以民为天，而民人以食为天。临县是个“贫瘠民疏”的大县，要治理好临县，首先应“扶农”。他所了解的临县是“区域所限，气候各殊”，“城北宜麻，城南宜桑。棉花产于枣圪垯，烟叶种于三交镇。五谷则合县均产，莜麦白文、城庄沟最佳。蔬菜碛口为早，稻子青塘独有。莲菘以白文为强，白菜以龟峁为多。大峪沟最宜栽葱种蒜，甘泉沟独擅茄子、冬瓜。沿黄河枣树居多，而开阳较为驰名。苹果粗梨虽亦有之，可为数很少。牧畜、森林尤为近世要务，而城东北城庄沟相宜”。他对不同产区进行了分类指导。如发展蚕桑，将原有三亩农桑试验场派专人经营，又租赁茶壶坪前学校的水地20亩，南关寺地16亩，民地3亩作为桑园。以这些桑园为基地，试种试养加以推广。仅民国5、6两年，就发出桑苗60余万株，分到36所的34233户。当时桑蚕在临县得到迅速发展，农民从中增加了收入。宗虞看到沿湫水河两岸万亩川田干旱不能浇灌，三赴白文，五到榆林考察，在阳坡、铁炉沟等地，白天勘察，晚上设计，说服乡民，督率民工筑河坝，修水渠，平整土地，将白文至城庄，榆林至龟峁的800余亩旱田变为水地。
在扶农的同时，十分重视教育。他认为“治天下之治者在人才，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”。在县城创办了劝学所，教育图书馆，第二模范学校。在白文创办了第一、第二国民学校。指导劝学所人员分赴各区宣讲、规劝，协助县教育科组织适龄儿童就学。民国5——6年（1916——1917）在各村镇创办和改设了国民小学71所，为临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宗虞知识渊博，文笔出众，为策励后人，在发展教育的同时，悉心修志。他聘请120多人，走访全县大部分村镇，通过文征、口啤和实物采集、考证，历时2年，于民国6年（1917）修成《临县志》。全书共4册30卷，以分别叙述一种事业或一个问题的概况，反映了临县历史悠久，区域辽阔，灾荒频繁，民风纯朴的特征。
胡宗虞在任的四年间，临县“百业振兴，公堂讼鲜”。
冯汝骧（1875——1947），字隽三，临县碛口镇冯家会村人。少年入县痒，成为优廪，是本县名儒贾凤书的高材生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中举，后又考入北京大学，成为北大文科优等生。
民国2年（1913），北大文科毕业，受山西省立一中聘请任国文教师。知识渊博，讲解能结合实际，深入浅出，引人深思，课余辅导来者不拒，尽心释疑，未几即名传省城。后以文会友，成为山西知名文儒晋城郭象升、河津李亮功的知己。
临县知事俞受彤访知冯汝骧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大学毕业生，又是省城颇有名声的教师，遂多次差人邀请。民国3年（1914）冬，冯返回故里，担任了临县第一高等小学校长。是时，学校初创，各项制度也不完善，为办好学校，他以身示范，组织教师编写教材，订立制度，在组织教学中，既重教，发展学生的知识才能，又重导，培养学生的品德，为临县育出了新一代人才。
民国4 年（1915），新任知事胡宗虞遍访临县耆老学者，咨商县署公事，对冯汝骧尤为重视，每有要事，就邀请他参加商议。民国6年，宗虞主持修县志，邀请冯汝骧参与，他提供和撰写了很多宝贵的史料，当年，山西省公署成立育才 馆，他再度考入育才馆学习，结业后委任太谷县承政员。民国10年，以学优政娴调任省公署政务厅第三科科员，民国14年又调任省公署第二处主任科员，后又调任省公署政务厅秘书处主任科员、股长。民国26年任命为乡宁县县长。在职期间，为政清廉，深得民心。在从事政务交往中，他日感阎锡山政权的腐败，对官吏尔虞我诈，盘剥民众，深为不满。任职年余，即告老回乡，直至离世，再未出仕。
薛蔚英（1905 ——1938），临县碛口镇马杓峁村人。从小家境贫寒，靠父卖猪肉为生。幼年在本村小学及离石县立高小读书。稍长进入太原学兵团，毕业后考入广东黄埔军校。在黄埔军校结业时，正值大革命时期，跟随陈独秀担任警卫队队长。继在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任职，历任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。一军军长刘峙调任河南省省长时，随调河南，任河南省保安团第一支队司令。民国22年（1933），他奉命率领4个保安团赴福建彰州驻防。次年复调回河南开封，到陆军新编第五十旅任职，在平汉路驻马店驻防。
民国24年（1935），徐向前率领红军活动于河南罗山一带，薛被调往罗山“剿共”。因其与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结为至友，两军对峙，互不侵犯，数月中未发生过一次战斗。国民党当局遂以通共嫌疑，将其调回开封，受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。随后被调往安徽蚌埠任一六七师师长，不久又调往湖南岳阳和江西九江等地驻防。
七七事变后，日军进犯马裆，军长李极斌命薛部赴马裆守卫阵地。薛受命率部开赴马裆途中，即与日军遭遇，连续激战数日，当赶到前沿阵地时，马裆阵地已被日军占领。为此，国民党当局以马裆失守，贻误战机为名，将其撤职送交武汉审查。全师将士深感悲愤，临行前无不伤心落泪。
蔚英被押往武汉执法总监部，虽经申诉，无济于事。民国27年（1938）8月，又被转押湖南衡阳刘家祠堂执法总监部扣押，同年9月，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。
段冰洁（1910——1940），临县枣圪垯乡中庄村人。从小随其父读书。
民国14年（1925），段冰洁入县立第一高小就读，民国17年考入太原第一师范。由于家境贫寒，其父望子成才心切，不惜卖掉家中20余亩土地，供其读完第一师范。他在师范读书期间，与同乡中的进步青年高闻天、李西苑、任铭三、高虎如、侯振齐等过往甚密。民国23年毕业回县，先后在白文、县城任教，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，如李生藩（朱英）、秦承益、刘继荣、郝荣升等，后来都走上革命道路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他和高闻天、李西苑、段映宗、贺要铤等同时参加了牺盟会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在牺盟会工作时，整天奔走在城乡，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担任过牺盟协助员，游击大队长，是临县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始人之一。
民国27年（1938）后，冰洁受党组织派遣加入国民党，任国民党临县县党部书记长。他活动在敌人的心脏里，处事机智，胆识过人，巧妙利用“书记长”这一职务作掩护，为党做了大量工作。当时临县成为抗日进步力量和反动派斗争的中心区，阎锡山派赵承绶坐镇县城，与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，扼杀牺盟会等进步势力。他们先列出黑名单，然后派特务冒充牺盟会在街上写出“打倒阎锡山”的标语，以此为借口，大肆搜捕牺盟会人员和进步分子。党组织为了会保存革命力量，通知地下党员和在统战组织中的中共党员李西苑、高闻天、李士彬等人转移农村。段冰洁为掩护被敌人咬得很紧还未转移的几位党员脱险，不顾自身安危，沉着机智，坚守岗位。一天下午，敌人借查户口为名，一连9次搜查县牺盟会驻地，把留在机关的共产党员阎继武、贺逢威和一个通讯员抓走。他得知后，亲自出面营救。他身随警卫，昂首阔步，闯进赵承绶的司令部，拍案大怒道：“阎继武、贺逢威既不是牺盟会的主干，又不象是共产党，把这些人抓起来岂不是打草惊蛇，贻误大事！让共产党说我们先打第一枪。”这三个被捕者在书记长的开脱下得到释放。他还给未脱险的董如元等开了出城“护照”，使他们先后迅速脱离虎口。当时，临县不仅有赵承绶的骑一军，还有郭宗汾的三十三军，王靖国的十九军。县长张廉也因倾向牺盟会被撤换，城内一片白色恐怖，所有的抗日组织都转移到农村去了，冰洁依然坚守岗位。
民国28年（1939）冬，“晋西事变”爆发，八路军和续范亭率领的新军取得了事变的胜利。冰洁在赵承绶的军队弃临南逃前被扣押，敌人怀疑他是打进去的共产党员，用严刑拷打，他威武不屈，铁骨铮铮。翌年1月7日，赵承绶所部撤离县城时，将冰洁用铁丝穿过锁骨捆缚着带走，后于1月18日晨中阳县白桑村惨遭杀害，时年30岁。
李含英（1913——1940），原名生芯，字心梅，临县彩家庄村人。从小家境贫苦，高小毕业后立志深造，在亲友资助下到太原准备考学，但因经济拮据，先在太原楼儿底“觉民书社”当伙计。这个书报社门面不大，却因常卖进步书刊而顾客盈门。他在这里开阔了眼界。翌年考入太原第一师范。在校学习中，结交进步同学，较早接触到马列主义，参加革命活动，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民国23年（1934），含英的行动引起阎锡山特务机关的注意，虽经同学帮助，离开太原，但不几天在汾阳以共产党嫌疑被捕，解送太原山西陆军监狱，民国25年西安事变后，经组织营救出狱，先后在牺盟会、决死队工作。
民国26年（1937），含英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，回到临县组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，并任动委会主任委员。是时，因局势混乱，学校停办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动委会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动委会在新军教九团的配合下，收缴了溃兵武器，平息了溃兵扰乱，安定了临县的社会秩序。
离石失守，日军进犯临县，八路军、决死队和县游击队等人民武装抗击日军，含英负责地方上的抗日工作。他作风民主，能听取各种意见，对开明人士的正确意见，全力支持，深得各界人士的拥戴。他十分重视搞好军发关系，千方百计为驻军解决给养问题，在发动组织商界人士为八路军一二O师解决万套棉衣中，李含英坚决贯彻党的抗日统战政策，起了重要作用。同年，临县牺盟会和动委会在全县农村发动了以“减租减息，合理负担”，改善农民生活，批斗坏村长，选出好村长为中心的农民运动，全县迅速形成“有钱出钱，有粮出粮，有物出物”以及“父送子，妻送夫”的抗日局面。
民国27年，含英调绥远大青山工作。初任动委会总务长，后被调到环境复杂的武川、固阳、萨拉齐联合县任县委书记兼县长。民国29年5、6月间，在敌人扫荡中被俘。他在张家口狱中，面对敌人的残酷折磨，坚贞不屈，并组织战友开展绝食斗争，最后壮烈牺牲，时年28岁。
成鸿猷（1921——1941），小名季兆，临县碛口镇高家坪村人，其家以经商为生。鸿猷6岁入小学，善于思考。民国23年（1934）考入县立三交高小。九一八事变后，他懂得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“亡国奴不如丧家犬”的道理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，他是品学兼优，思想激进，威信很高的学生领袖之一。当时，三交高小校长、国民党员李修德反对、阻挠学生宣传抗日，他率领进步学生把李修德赶出校外。反动当局对成鸿猷怀恨在心，乘放假学生回家之机，将他开除。民国25年离石中学招生，成鸿猷不放弃升学机会，借用哥哥成鸿黎的毕业证考入高中。在离中，更热心于追求革命，积极参加进步活动。民国26年加入离石中学牺盟会组织，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十月，他回县担任了一区牺盟会秘书。民国27年，他动员三嫂郭小枫和妻子李月娥，一起加入县牺盟会组织，被分配在妇救会工作。当时妇女参加革命工作还是件稀罕事，鸿猷的行动为临县妇女开了好头，树立了榜样。民国28年（1939），鸿猷担任了中共临县县委民运部长。民国29年，任临南县委宣传部长。工作积极，认真负责，铁面无私，敢作敢为，沉着果断，在艰苦的环境下。通过自己的工作，发展了不少党员，为壮大党的力量，争取抗战胜利作出无私的奉献。
民国30年（1941）初，县委派他去五区（小禹沟）开展反蚕食斗争。春节前一天（农历腊月三十日），他领导干部群众在上树家山村召开千人大会，处决了一个汉奸。大年初一，和群众一起吃饺子过年。初二拂晓，被离石、大武、峪口、圪洞四据点的300多日伪军包围。鸿猷奋起抗击，弹尽被俘。敌人百般折磨，严刑拷打，他坚贞不屈，大义凛然，在方山县圪洞村被敌杀害，时年20岁。
杨际清（1874——1942），字濂甫，出生于临县三交镇西王家沟村。7岁入村私塾，不久即转入县痒，18岁中秀才。因父早故，家贫辍学，自修攻读，继晋廪生，入本县官立凤山书院学习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中举，复入山西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深造。
际清在太原读书期间，认识到清廷腐败误国，产生了革命激情。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武昌起义，太原响应，他挺身而出，与同学组织学界联合会，发动师生援助革命，维持社会治安。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师范毕业后到汾阳河汾中学任教，成立名为“继风社“的剧团，自编剧本，抨击弊政，歌颂民主，追求革命，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。后历任太原阳兴中学、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教员。“五四”运动时，他是山西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，时有“山西胡适”之称。他关心乡里文化教育，凡临县赴并就学者，都热情接待，对有困难的学生，及时解囊相助。每逢署假，即在太原“临县会馆”义务开办补习班，辅导投考。在太原任教20余年，学生有数千人，其中受他启蒙投身革命者甚多。
际清在政界也是知名人士。民国7——10年（1918—1921）， 兼任山西省第二届省议会议员。他刚毅正直，直言不讳，常对施政方案，财政税收，公益事业发表独特见解。民国11——13年，任太原市政公所秘书，致力于振兴实业，提倡国货。后因积劳成疾，辞去教职，任省财政厅秘书。此间，他节衣缩食，自筹资金在太原与李弼庭创办了《唐风报》，并任主笔，不断撰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心，唤起民众，以雪国耻，同时揭露当时报刊的阴暗面，批评时政弊端，伸张正义，鼓舞民众斗志。办报6年，几遭不测，后报社被当局查封，他旧病复发，辞职休养。民国17年，经好友电告，赴天津财税局任秘书，不久又返回太原建设厅任秘书。民国23年，终因被认作异己免除职务。
民国26年（1937），太原沦陷，际清返回临县。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，带病向亲友村邻们宣传“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抗日救国道理。民国31年，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在陕西神府县呼家庄召开，特聘际清为参议员，并被大会选为驻会议员。他抱病赴会，旧病加剧，弥留之际，向大会提出四点建议：一、希望诸同仁，本团结抗战、团结建国之精神，开诚相见，执行“晋西北施政纲领”，共同为战胜日军而奋斗；二、切实开源节流，发展生产，充实军粮，真正爱护抗日部队；三、实行民主政治，吸收各方人才，参加根据地建设事业；四、尽力开展根据地文化教育。11月5日杨际清逝世，终年69岁。追悼会与抗日阵亡将士公祭一起举行。会上，牛荫冠、武新宇、罗贵波、刘少白等高度赞扬杨际清爱国爱民、力疾从公的精神。《抗战日报》刊登了他的传略和遗言。
薛子芳（1915——1943），离石县坪头乡樊包村人（原属临县）。自幼性格刚毅，遇事勤于思考。弱冠就读于县立第二高小（三交镇），毕业后任小学老师。民国26年（1937）抗战爆发，遂投身救亡运动，在三交区牺盟会工作。民国29年（1940）冬，任临南县第四区区长，翌年，调任临南县财政科科长。民国31年任临南县第三区区长，民国32年调任临南县建设科科长（时临南县政府驻小甲头）。
在子芳工作期间，正是革命最艰苦的岁月，时三交已被日军侵占。敌人四出“扫荡”，所到之处，烧、杀、抢、掠无所不为。子芳对日军的凶残行径看在眼里，恨在心头，对人民所受苦难无不痛心。为了早日消灭侵略军，他不畏艰难，拼命工作，每月五分之四的时间深入乡村，组织发动群众防奸反特，生产自救，筹集粮、物和资金，支援抗日。在机关时，不分昼夜，审阅文件，处理各项事宜。他办事不徇情，对事不对人，认真果断，干脆利索，当日事当日毕，决不拖到明日办。凡与其一起工作的人，无不为其勤政爱民，廉洁奉公，艰苦朴实，平易近人的精神和作风所感动。当时，每年从乡村收缴回县财政的金银财宝数量可观，都要经过他的手，但他从未浪费和挪用分文。
民国32年（1943）秋末，子芳赴兴县（当时行署所在地）开会结束返回途中，在孝长村与日军相遇被捕。敌将他押回三交据点，严刑考打，逼他供出军政要情，他守口如瓶，只字不说，且以蔑视的口气，严词斥敌，日军和汉奸都被他的大无畏精神所震慑。敌人在他身上一无所获，就下毒手。在刑场上，他高呼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慷慨就义，时年27岁。
薛子芳视死如归，从容就义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县，对全体军民震动很大。临南县在小甲头召开追悼大会，号召全县人民以实际行动，学习英雄精神，继承英雄遗志，为早日消灭日本侵略军，解放全中国而团结奋斗。
李西苑（1911——1945），名文翰，临县城西关人。幼年失父，母亲节衣缩食供他高小毕业，复经亲友资助考入太原第一师范。西苑爱好文学，从进步文学作品中，受到革命影响，进而追求革命。民国23年（1934）毕业回县从事教育工作中，广泛结交进步人士，与太原一师进步青年经常联系，并秘密散发他们寄来的抗日新闻和革命传单，进行革命活动。民国25年（1936）被当局认作共产党嫌疑被捕。他身陷囹圄，坚贞不屈，据理雄辩，在刘旭初等正义舆论压力下释放。同年冬，与高闻天等第一批参加了牺盟会，并主持会务工作。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以督学的公开身份，在县里举办小教训练班，以省牺盟会的抗日材料为主课，培训教师。并组织了牺盟话剧团，扩大抗日宣传。通过培训和宣传，为牺盟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思想基础，各界人士和知识青年纷纷加入抗日行列。
民国27年（1938），西苑任牺盟会特派员。其时晋三十三军进驻临县，局势复杂，斗争激烈。他组织县牺盟会员，发动群众严惩阻碍抗日的官吏，坚决贯彻“合理负担”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。在县城晋华纺织厂和招贤瓷厂组织工人运动，在农村发动驱除坏村长的斗争，打击顽固势力，鼓舞民众抗日的积极性。当时，山西交通沿线大部被日军侵占，日用品供应困难，他通过牺盟中心区，在临县开办了“民生产销合作社”，设杂货、粮食、棉布三个门市部，采购员四通八达，物资不断流入。合作社不仅解决了日用品供应，还销售了不少革命书刊，如《论持久战》等。
民国28年（1939），阎锡山发动“晋西事变”，骑一军开进临县，会同三十三军及反动突击团，妄图消灭新军，摧垮牺盟会等抗日组织，大肆搜捕革命干部，县城陷入白色恐怖。李西苑带领进步组织撤出县城，组成武工队，配合新军攻打县城。民国29年（1940）1月临县解放，西苑就任新政权的第一任县长。时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，他深入全县30多个村镇建立基层政权，发动群众空室清野，开展反奸除霸及 反“扫荡”斗争，部署大生产，组织变工组，巩固发展民族统一战线，壮大抗日力量。西苑披肝沥胆，忠心耿耿，忘我工作的精神，深受党内外人士的敬佩。
民国32年（1943），西苑调任晋西北行署贸易二分局局长，驻保德县。因在购进物资方面与陕西府谷一带的蒋军高双成旅常有冲突。民国34年（1945）6月，为一批奇缺药材双方发生争执。7月16日高双成宴请西苑赴会谈判，为了团结抗日，他以大局为重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如期赴会。他虽有警惕，酒菜点滴未尝，但在散会时喝了一碗米汤，忽觉腹痛，急返驻地，已医治不及，猝然而逝。他殁后周身青紫，经保德县医院验证，系中毒致命，时年35岁。县城各界人士将他的出生地县城西关改叫“西苑街”，以作纪念。
郭维昌（1921——1946），名毅，临县后甘泉村人。9岁入县立第一高小读书。民国26年（1937）日军侵入华北，少年郭维昌，在抗日救亡怒潮中，受到革命的启蒙，高小毕业就参加了新四军纵队。民国27年（1938）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在新军中历任十九军工作员，副指导员，指导员，纵队直属队政治处宣教干事。民国31年调晋绥六分区敌工科工作。民国32年任六分区武工五大队政委，兼宁武县第六区区长。任职三年，勤政爱民，屡建战功。
当时，日军疯狂推行灭绝人性的“三光”（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）政策，成千上万的群众惨遭杀害。维昌目睹敌人的残暴行径，怒火中烧，为消灭敌人，拯救民众，不畏艰险，机智灵活地转战于敌人之间。上级多次派他为抗日联络员，打进日伪内部，分化瓦解敌人，及时传递情报，他每次有勇有谋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民国33—34年（1944——1945）秋，他带领武工队和民兵与敌人进行了20多次战斗，打死打伤日伪军20余人，俘虏伪军70人，缴获步枪103支，山炮弹20发，轻机枪两挺，以及大批子弹和手榴弹；连续拔掉敌人在分水岭、东寨、羊角岭、西挠沟等地的十几座碉堡。晋绥边区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。
民国34年（1945）10月，维昌调任宁崞区武工队政委兼书记，他不顾个人安危，日夜奔忙，带领500多民兵，破坏铁路，割断电线，使敌人行动不便，耳目失灵。他深入乡村发动群众，召开对主恶霸汉奸的斗争大会，为宁崞区的对敌斗争打开了局面，抗日运动得到顺利开展。
民国35年（1946）5月3日，维昌带领周洪山、李来有等干部、民兵到三岔村执行瓦解敌军任务，遭敌包围，在短兵相接中，他临危不惧，沉着应战，毙敌十余名后，登上房顶掩护其他人突围，不幸身中数弹，壮烈牺牲，时年25岁。
郭维昌的遗体运回葬于临县故里，晋绥六分区司令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。民国36年（1947），中央领导机关驻甘泉村时，谢觉哉为他撰写了“香土埋忠骨”的碑文，以昭彰烈士业绩。
高峰（1918——1947），原名高习仁，临县城北关人。幼时，家无宿粮，糠菜度日，8岁即随父打短工。为摆脱贫穷命运，其父在他10岁时供他上学，终因生活所迫，高小还未毕业即辍学，到城内庆馨园饭馆当了学徒。
民国26年（1937）秋末，高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，在动员青年参军，搞“合理负担”中工作出色。民国27年（1938）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时参加牺盟会工作，任一区牺盟协助员。
民国32年（1943）春，高峰调任临南五区区委书记兼区游击队指导员。五区介于三交、大武、石门墕3个日军据点之间，是进出临县的要地，维持与反维持斗争激烈。高峰与区干部吕子英、贾英才联络和训练了一批精干的情报员，分布全区，有的打入敌人心脏。他把每天收集到的情报分析记录，写成报告，供给驻扎在临县的三分区十七团。他对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在敌人的眼前迂回战斗，虽险仍安。是年5月的一天，几名区干部正在后小峪村开会，不料被化了装的敌人包围，情况万分紧急，他在老交通员的指引下，率领区村干部钻地洞，翻围墙，沉着应战，指挥突围，一霎时跑的无影无踪。事先在井旁、路口、大门、围墙边埋放的地雷大显威风，炸死炸伤日军3人，伪军4人，杀气腾腾的敌人，只好退回据点。五区在高峰的正确领导与严密部署下，很快成为县东南方的坚强堡垒，钳制并削弱了敌人对临县的威协。
高峰在对敌斗争中，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有关政策，积极组织变工组，大搞劳武结合，生产自救，征粮筹款，保证军需民食。他还亲自带领青少年进行宣传，唤起群众，一致抗日。
民国33年（1944）5月，高峰调县民政局工作。次年夏秋之交，抗战形势大变，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吕梁军区调他到吕梁党校任秘书，主要任务是培养专业人才，训练武工队，配合正规部队开辟新区。民国36年（1947）11月22日傍晚，他同吕梁军区政委魏怀礼带领武工队在新绛县召开会议，突然被阎军包围。高峰带领群众正在突围，一股敌军从侧面扑来，在抢占山口要冲的激战中，高峰身中两弹，直到掩护群众突围，壮烈牺牲。
刘佑卿（1886——1963），名启祚，临县城内人，童年智力过人，家贫无力上学，为市商扫地除尘，换取教己识字，有时立于书房门外听讲。十四岁才得入学就读，但不久即名声四扬。当时，绅士任乐亭爱其才，将女淑秀许他。佑卿18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一，后入本县高小，毕业后与任淑秀相偕赴并求学，佑卿考入省立师范，淑秀考入省立女子学校。辛亥革命爆发，学校停办，夫妻相偕回县，同任小学教师。
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临县县署设科，佑卿被荐任教育科科员，次年擢升为科长。任职期间，克己奉公，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，他深知临县农村文化落后，积极咨议兴学，创办和改办了国民小学95所。民国6年（1917），春旱，六月暴雨，城西冰雹积地尺许，城南有60多个村庄田苗打光。时大暑已过，补种无望，土豪劣绅只进不粜，农民外出逃荒。刘佑卿跑遍受灾村庄详查灾情，写出的报告呈述全面，措施得力，受到省厅的重视，在知事胡宗虞的支持下，除将县存部分积累作赈灾开支，又动员富户捐助了不少钱粮，使灾区饥民及时得到救济，受灾农民无不感怀。民国7年（1918），被调任武乡县承政员。民国18年（1929），任命为省财政厅视察员。民国20年（1931），又任命为省民政厅视察员。他在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，耳闻目睹，认识到国民党并无安邦治国之策，所看到的是“军阀争权夺位”，“官吏结党营私”，“土豪劣绅武断乡曲”，“日军侵华，生灵涂炭”。他不愿再为国民党作官，于民国26年（1937）辞职返县。抗战开始，阎锡山不去抗日，而令骑一军盘据临县防共，军长赵承绶三次聘他出任经济局局长，他坚辞不受。
佑卿虽在家赋闲，仍常怀忧国忧民之心，看到“能够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的领导者非共产党莫属”。民国30年（1941）他被任命为县建设科科长，为了搞好生产，解决军政人员的衣食给养，夜以继日地工作。为贯彻抗日政府提出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粮出粮，有人出人”的号召，联络各界人士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，为支援前线，建设山区做出了贡献。民国31年（1942），受抗日民主政府邀请赴延安参观，受到毛泽东、朱德的接见，并合影留念。同年被选为边区参议员，任行署行政委员兼三专署司法科长。1949、1952年，在两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。1954年被选为省人民代表。1955年被聘为山西文史馆馆员。1957年又被选为临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副主任。1963年因病辞世。
樊沚如（1892——1964），原名渊堤，临县三交镇人。宣统三年（1911）在本县高等小学毕业，考入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，民国4年（1915）毕业。民国7年（1918）任乡宁县承审员，后历任左云县承审员、山西省议会议员、司法厅科员、财政厅视察员、省高等法院主任书记官、省第四监狱（驻太谷）典狱长、第三监狱（驻大同）典狱长。
在旧社会，樊沚如虽任法监职务，但他是一位开明人士，对人和蔼，办事公道，关心公益事业，乐于扶危济困，追求进步。在任省议员时，对山西新文化运动持赞许态度，勉励临县学生紧跟时代步伐前进。他在旧社会从政多年，深知阎锡山的黑暗腐败，身在法政却饱览医籍，精研中医，早有弃官之备。七·七事变后，弃官回乡，潜心于医。太原沦陷，新军教九团来到本县三交镇，部队需要吃住，公务人员退避不前，乡人推举他为三交镇商会会长。为了解决新军给养，他组建了“三交镇军粮代购所”，为新军采购粮草，支持了抗日的新军。
抗日战争初期，他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、牺盟会、决死队有深刻印象。民国29年（1940）1月临县解放时，他率领地方知名人士高伯仁等，把新军迎进三交，热情接待，给予多方支持。日军侵占三交后，请他出来给维持会办事，他断然拒绝，并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“空室清野”号召，对抗敌人。他家藏书很多，将最珍爱的《二十四史》雇驴送到兴县，献给晋西北行政公署。
民国30年（1941）2月，临南县人民政府聘请他为建设科科长。同年十月，调晋西北第三专署任建设科科长。民国31年（1942）4月，受抗日民主政府邀请，赴延安参观学习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，并合影留念。同年8月，被选为晋西北参议会参议员，调任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建设处处长。四十年代初，日军“扫荡”频繁，政府工作艰苦，他以共产党人为榜样，不怕苦，不怕难，为建设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。
1950年2月，樊沚如被聘为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委员，裴丽生副主席函请他去省里工作，家人劝其过春节再去，他以公务为重，直奔太原。会议筹备就绪，以代表身份出席了山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。同年4月，被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。6月又以省政协筹委会副主任身份，列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。此后，连续当选为山西省第一届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与此同时，参加了政府工作。1950——1963年，先后被任命为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，省监察委员会委员，省监察厅副厅长，省人事监察厅副厅长等职。在省工作期间，他尊重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与共产党肝胆相照，亲密无间。195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扩大了与民主人士的接触，为改进共产党的工作，密切共产党和群众的联系，提供了不少的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1964年12月，因病逝世，安葬于晋祠天龙山下，终年73岁。
张席宾（1906——1966），临县索达干乡张家港村人。少入私塾，民国9年（1920），考入碛口高小。民国14年（1925），入山西国民师范，与同班进步同学李雪峰关系甚密，受到民主革命与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，立志兴教救国。民国20年（1931）在临县第一高小任教。民国26年（1937），在离石尤泉高小任校长。在抗日战争年代，抛下家中妻儿老小，坚持外出执教，在他唯一的幼子病危时，仍不在家中，造成终生遗憾。但他以校为家，以教为主，兴教救国之志更加坚定。民国29年（1940）调回临县工作，30年（1941）被选为晋绥边区参议员。民国32年（1943）调任临南县高小任教员，分校校长。在日军频繁“扫荡”的形势下坚持教学，赤心培养抗日救国的人才。
民国34年（1945），调任临南县政府司法科长，在除奸反霸中，深入调查，掌握确凿证据，准确地打击了敌人，保护了人民。
民国37年（1948），调任离石贺昌中学教导主任，后又调任祁县二中校长，他都一如既往，坚持办学方向，严谨治学。
1956年，调回临县三交中学任校长，是年起，被选为临县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、第五届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人民委员会委员，山西省第二届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张席宾在30多年的执教生涯中，勤奋刻苦，严谨认真，教书育人，无私奉献。1956年，他主持筹建三交中学时，学校只有过去高小住过的几间旧房子，教学、居住条件很差。在困难面前，他坚持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的精神，调动师生的积极性，边建校、边教学，先后办起砖厂、石灰厂、饲养场、木工厂、农场、果园、菜园等校办企业。除技术工匠外，由师生义务劳动，很快修起60孔窑洞，用勤工俭学的收入，购置了一批教学仪器、体育器材和图书教具，为学校发展奠定基础。
他治学严谨，一丝不苟，初中生早恋他严格制止，教师写错别字他严肃批评，教师平时的仪表、衣着、讲课时的语言、板书他都有严格要求。一位教师披着衣服进教室，他批评何以为人师表？一位教师黑板上写的7个字，上下不整齐，他批评板书不规范。他认为把学生培养成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、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，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，也是教师最根本的社会职责，而教师的思想境界，道德情操，文明习惯，对学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因此，他要求教师加强自身修养，并根据学校外籍教师多，新任教师多的情况，经常和教师谈心，亲身说教，以心换心，沟通思想，帮助解决教师的实际困难。对讲课抓不住重点，学生反响强烈的教师，他亲自帮助备课，跟堂听课，抽查批改作业。有的外籍教师过春节不回家，他设家筵招待教师。为了改善教师灶和学生灶的生活，和大家一起义务劳动，养猪、种菜，什么都干，师生对他既当严师，又当慈父尊敬。学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，升学率居全县之首。
张席宾毕生致力于基础教育，发扬了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的蜡烛精神。他的教育思想和卓越贡献，受到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的尊敬。1966年病逝于三交中学。
王唤新(1864——1968)，临县阳泉乡枣林村人，排行第二，小名二宝。自幼聪明好学，其祖上六辈行医，该5岁即随父切脉问病，帮母抓药。7岁时，清明节后一天，突然浑身发烧，口吐白沫，嘴眼歪斜，昏迷不醒，气息奄奄，其父王居国外出行医未归，其母苗氏心神慌乱，没了主意。此时，从大门走进一老翁，见二宝已断气，对苗氏说，不必惊慌，午后孩子必然复生，但切记隔一个时辰，唤数次“二宝醒来”，醒后以刚出生计岁。其父回家见状，感到复生无望，其母照老翁所言呼唤二宝。午后二宝苏醒，后改名唤醒，在家就读诸子百家名篇。13岁改读医学，并随父外出治病。一次，家里来了位就医病人，唤醒经过诊断，为中暑感冒，即开好药方让其父审查，王先生经过复诊，认为儿子诊断正确，并试探唤醒药理，问：“中暑感冒，宜用消散之剂，为何药中用参芪？”唤醒解释说：“参芪固是补品，但少量投之，并配有疏散之剂，却有消散奇功，况病人体弱盗汗，用亦无妨。”其父深感唤醒医术长进，13岁便开始独自行医。是时，山东临淄县杂技艺人江云和其子江新，在方山县卖艺时偶患风寒症，延医来到枣林村，听说王居国先生宽厚待人，便找上门来借宿看病，王家热情接待，给以用药治病，一剂即愈。王居国得知江云为武举出身，便挽留其暂住，教子学艺。唤醒出生时体重10斤，长到十几岁，身高体胖，已随其父学了些武艺，见江云武艺略高其父一筹，便拜为师傅，并根据师兄江新名号，将几名改为唤新。经过三个月教习，唤新所学招式全部掌握。江云父子走后，唤新坚持练武8年，他站成马势，能将320斤巨石轻轻放于大腿面上，同时，还能拉180斤的硬弓。光绪八年（1882），王唤新在汾州府应试，得中头名武秀才。
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春夏大旱，村民缺粮断炊，王唤新将家里积存的200石粮食倾仓拿出，赈济饥民。
王唤新不仅医术精湛，有独到之处，且医德高尚，受人敬佩，县民尊称其王二先生。凡来就医者，总是开几味经济实惠的药品，绝不让病人多花一文钱。尤其贫苦人就医，无钱买药，就赠配给药。他常常教诲儿孙：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，单纯为了挣钱就不配做个医生。一个好的医生，总是为病人着想。
民国3年（1914），王二先生担任枣林村村长，在10多年任职期间，他主持公道，设法减除各种苛捐杂税，深受村民爱戴。民国10年（1921），被选为省参议员。
民国29年（1940），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，王二先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，出粮出钱，支援抗日战争。土地改革刚刚开始，他就将家产全部献给农会，自己到县城继续行医。
新中国建立后，王二先生虽年逾古稀，但身体健壮，坚持为民治病，多次被选为县人民代表。1953年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，县委为照顾他食量大，特供他两份口粮。1955年，他出席全省名老中医座谈会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验方献出。
王二先生寿长104岁（实为111岁）的秘诀，概括为以下几句话：
早晚锻炼筋骨松，血液循环脏腑通。
多吃素食少吃荤，吸收营养肌肉丰。
有劳有逸精神振，疲劳过度精液损。
心胸宽阔气舒通，切忌琐事伤肝心。
日进三餐吃八分，切忌饿虎扑食吞。
滥吃乱食杂病生，饭后饮汤肠胃清。
日饮三盅能健身，多饮烈酒血管崩。
抽烟麻醉是毒品，严禁吸烟肺气宁。
高闻天（1907——1969），名振声，字闻天，临县孝长乡化成村人。少年时代，就读于临县第一高等小学，民国16年（1927）考入太原第一师范。在太原读书时，开始接触进步思想，受到马列主义熏陶。民国22年（1933）毕业回县，任县女子高小教员，常在师生中发表爱国讲话，鼓励学生投身革命，是颇有名气的进步教师。民国25年（1936）红军东征前，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。由于国民党政府未能掌握他“通共”的真凭实据，加之多方营救，特别是经知名人士李余香等人保释出狱，仍回女校任教。是年冬，山西省牺盟总会派王焕光来临开展工作，他和李西苑、段映宗首批加入牺盟会。他冒着风险，帮助村政协助员发动群众，发展会员，为临县牺盟会的建立和壮大起了重要作用。
民国26年（1937）10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事党的工作，训练党员和各抗日救国团体干部，积极致力于党的建设。民国29年（1940）1月，临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，他转向政府工作，先后担任过中共临南县委书记，临县县长，晋绥三专署专员。他在政府工作中，一边组织武装力量与敌斗争，一边开展大生产运动。他领导生产，从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，而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作出切实可行的计划，然后有条不紊地去实施。临县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，粮食产量逐年增长，被誉为晋绥边区的“乌克兰”。当时临县不但出粮，而且出人、出钱，做到全力以赴，支援抗日，对革命做出巨大贡献，荣获“模范县”称号，这与高闻天从实际出发，有条不紊地组织领导分不开。
民国30年（1941）后，抗日进入最艰苦阶段。为了解决八路军、游击队的吃饭穿衣问题，从大局出发，多承担了公粮任务，为不超越临县的实际负担能力，狠抓了产量评定工作，组织老农和干部相结合的评议会，通过自报公议，做到产量切合实际。征收中按各阶层公粮征收比例征收，做到负担公平合理。连续三年多承担公粮任务，受到军民和上级领导的赞扬。
实行“减租减息”，是党在抗日时期削弱高额封建剥削，改善人民生活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政策。能否按政策要求执行，是关系到团结一切抗日力量，夺取抗战胜利的大事。在部署时，他首先重视培训干部，使所有参会干部明确政策界限。执行中，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，不怕被误会和指责。他受到指责时，泰然处之，绝不因此改变自己的正确意见。
高闻天善于同党外人士团结共事，在政府人员安排中，坚决贯彻了“三三制”政策。凡属政府大事，总要听取党外人士意见。当时搞一些大的政治运动，往往会涉及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，直接影响到民主人士的态度和情绪，他发现后主动谈心，鼓励民主人士从大局出发，并动之以情，诚恳表白：“我希望咱们能继续共事，为人民多做贡献。”民主人士们感慨地说：“同高县长一起工作，累死也情愿。”
高闻天处事冷静、沉着、临危不惧。日军“扫荡”临近，他重视安排别人转移，自己仍和少数青年坚守岗位，直到敌人已经很近了，才下令转移，没有丝毫惊慌失措。他忠于党，忠于人民，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民国36年（1947）土改时，他任三专署专员，因受“左”的影响，被列为“三查”对象，回村接受考验，从无怨言。之后被分配到西北野战军三军任民运部长，参加了西北战役，直至进军新疆。
新中国建立后，高闻天历任中共新疆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民政厅长，全国供合作社组织指导局局长，吉林省监察厅厅长，民政厅长。1969年3月被“四人帮”迫害致死。
王修善（1889——1970），字至宝，出生在临县王家坪村一个中医世家。7岁入学就读，品学兼优。少年时代，看到清廷腐败，污吏横行，弃儒学医，立志救死扶伤。他在父亲王嘉宾的耳提面命下，精读中医经典，博览历代名医巨著，悉心综合研究临床经验。他19岁代父出诊，临床10年，名震乡里，足迹遍及临县，后及方山、岚县和离石一带，延请和求救者络绎不绝。
民国29年（1940），日军侵入临县，家宅被放火烧毁，一气之下，携眷离籍飘泊于石楼、临汾等地，悬壶自给。1950年定居隰县，1954年参加工作，在隰县药材公司、县人民医院任中医师，先后被选为隰县第一、二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、县政协常务委员。
修善医德高尚，为人笃厚，律己甚严。他出诊行医，以治病救人为主，并不全赖挣钱养生。给人看病，一般不收诊费，穷苦人求诊，不只分文不收，有时还送给药物。病者来请，随请随到。他诊疗十分认真，常以“生死之间，乃在分毫，稍一不慎，即可制人于绝地，千万不可大意”教育学徒，要求他们“学医，首先要树立高尚的医德”。
修善医术精湛，善治疑难病症，有百分之一的希望，总是尽百分之百的努力。临床治疗，灵活变通，化裁得宜，因而疗效奇特。晚年虽然身体衰弱，但壮心不已，远则策蹇以往，近则扶杖而行，一生中救活了很多垂危病人。他爱好交游，成名后来信来访者甚多，都以诚相待，一一作答。对自己的医术，从不保守，不仅将数代祖传秘方献给人民政府，而且把自己得心应手的单方、验方遍传学者。
他一生研医，尊古而不宜古，在别人看来往往束手无策之时，他却往往另辟蹊径，翻出新意。他的医学思想，可概括为“尊经、博采、通变”。他认为“医必有所宗，宗必始自经，有源方有流”，只有“博采众长，兼收并蓄，方可自成裁化；医贵通变，宜古是治病的大敌，通变才是求实的纯宝”。
修善晚年十易寒暑，伏案著述，将60余年的临床经验集成《王修善临证笔记》，症分76门，方列400余首，深受国内外读者赞赏。对伤寒用大陷胸汤反助甘草，妊娠以甘草大黄汤治呕吐，有精辟论述。1979年该书被列为山西省名老中医经验丛书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发行全国各地及港、澳地区，香港《大公报》载文给予高度评价。1981年6月，本书参加了法国法克兰第三十三届国际图书展览。湖南科技出版社发行的《中国现代中医学家渊源》，亦将王修善列为现代医学家。1982年2月，中国图书目录，山西人民出版社《编辑动态》都作了介绍。1986年1月，应读者要求，“临症笔记”再版印行。吕梁地区卫生局亦于1978年和1984年，分别刊印了“临症笔记”和他的另一著作《异受眼科》。
修善一生尚喜拳术、善诗文，尤工书法。
1970年10月逝世于隰县，后归葬故里王家坪，终年81岁。
贺三多（1905——1973），字效尧，临县曲峪镇人。6岁入私塾，民国11年（1922）在汾阳汾河中学读书期间，加入共青团，民国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是年，根据党组织的决定，回到临县曲峪镇开展工作，创办曲峪两级小学，聘请白启诚（共产党员）、贺恒到校任教，以教书为掩护宣传革命，发展党员，建立中共曲峪党支部，他任党支部书记。民国26年（1937），汾阳党组织遭到破坏，汾阳特支书记李伯生来到曲峪，经李联系，中共山西省特委批准，曲峪建立了中共临县县委，贺三多任县委书记。民国17年（1928），由于叛徒出卖，曲峪党组织遭到破坏，在反动当局到处搜捕中，贺三多转移到陕西佳县木头峪，与党失去联系。后长途跋涉到安徽阜阳县找其舅父，在那里通过地下党员杜少勋接上关系。
民国18年（1929）党组织派贺三多到河北井陉县做工运工作，先任组织部长，后任县委书记，化名高云峰，组织发动矿工开展以“保障职业，增加工资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”为中心的斗争，成立了基层工会几十个，会员发展到千余人，经过罢工，迫使资本家答应工人的要求，罢工取得胜利。
民国19年（1930），党组织调三多任中共天津特委常委，兼河北区委书记。他以小商贩为掩护，化名孙奇，继续从事工运。同年8月，他与共青团员苏元芬一起去找其兄苏元生接关系，正遇敌人围捕苏元生，他亦被捕入狱。在狱中，经受了40多天的严刑逼供，遍体鳞伤，他坚贞不屈，与敌人进行坚强的斗争，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。敌人以嫌疑犯叛徒刑一年，于次年10月出狱后，身染重病，回到临县曲峪 。民国22年（1933）春，他与中共佳县县委书记张鹏成接上关系，恢复地下党的活动，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。民国23年（1934）初夏，得悉当局通缉，不得不再度离开临县，转移到西安。后经其姐贺志宏向党反映，和西安地下党接上关系。民国24年（1935）2月到达陕北苏区，先后在红二十六军，红二十八军指挥部工作。同年秋，他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，被陕北苏区关押受审，是年10月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，才被释放平反。
民国25年（1936）6月，受周恩来派遣，随张德生到西安接通中共中央和陕西地下党的关系，任陕西省教育厅视察员。民国26年（1937），调任中共合阳县委书记，后调陕西省委群运部工作。民国29年（1940）组织上为照顾他的病体，安排在关中第二师范，边工作边休养。次年病情好转即调关中地委工作。
全国解放后，安排在西北高干疗养院（后改陕西省高干疗养院）担任领导职务。贺三多长期积劳成疾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又受整三年，于1973年8月25日在西安逝世。
李汝林（1917——1974），临县丛罗峪镇中庄村人。因家境贫寒，8岁随父及其兄扛长工挣饭吃。民国17年（1928），随父到方山县窑庄子等村扛长工，时年11岁，看见人家孩子读书，便抽暇站在书房门外偷听，先生见状，深为感动，每晚教其识字，坚持2年，学了一点文化。
民国26年（1937），他担任本村农会干事和刘家沟行政村秘书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民国27年（1938），参加牺盟会。民国31年（1942）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其妻王英在他的影响下，担任本村妇女组长，配合他发动妇女，开展工作。在抗日时期，汝林为工作日夜操劳，深入贫苦农民中，发动“减租减息”，回赎土地，组织变工互助。当时政府规定，凡参加抗日的干部、战士，家里的土地由村民代耕，他谢绝代耕，白天去行政村工作，利用晚间借月种地。村里人见他每天忙于工作，很少下地，可他家的庄稼长的格外好，觉得有些奇怪，于是便传出老天爷派神仙帮他作务的奇闻。由于他和妻子的勤劳，带动全村农民，使该村很快成为全县的模范村。民国33年（1944），汝林被选为晋绥边区特等劳动英雄，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，并奖给他锦旗、奖章、西北农民币50万元、耕牛一头、铁犁一支。《晋绥日报》发表长篇通讯，报道了他的事迹。
民国34年（1945）到1953年，李汝林先后担任十区区长、区委书记，临县政府副县长、县长等职。此间，他率领全县人民战胜民国37年（1948）的大旱灾和1951年的大洪灾，领导了全县的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和“镇反”运动，为纯洁党组织和干部队伍，恢复和发展全县经济做出贡献。
汝林勤俭朴素、廉洁奉公的作风感人至深。1952年，省政府召开县长会议，县里特意为他做了一套中山服，买了一双皮鞋，让他穿上去开会，他说：“如果会议不强调统一服装，我就不穿。”结果原封未动带回。1953年，组织上让他离职学习文化，他离任赴山西省行政干部学校时，自托一辆卡车把家搬到太原，没花国家一分钱。二年学习毕业后，被分配到榆次专署监察处任处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，又是自己花钱雇小平车把家搬到榆次。1957年，他调任省监察厅任主任，仍是自己花钱把家搬到太原。1958年他调任晋中专署副秘书长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，这次搬家仍未报一分搬家费。当时通讯员见他家子女年龄小，要帮助挑水，他坚决劝止说：“这不行，咱们是平等的，不能侍候家属。”并经常教育子女不要占公家便宜。1962年，机关给他分配一套较宽敞的宿舍，他把房子让给缺房住的人，自家7口人仍挤在28平方米的小房里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李汝林被送到“五·七”干校劳动改造，后被下放到王村成为领工资的“社员”，其家属全部变为农户，致使正在上高中的儿子精神失常，丧失劳动能力。他因受到如此打击，心理失去平衡，终因积劳成疾，于1974年11月含冤辞世。
王元英（1896——1975），女，生于临县后陡泉村一个普通农家，从小勤劳朴实，聪明贤淑，14岁嫁给武家坡村一个贫苦农民。民国29年（1940）担任村妇救会秘书，带领妇女纺花织布，做军鞋，支援前线。
民国31年（1942）9月，日军侵占三交镇，临南游击大队驻扎距三交15里的武家坡，大队部就住在元英家的院子里，元英当时是村妇救会秘书，主动承担了传递情报的任务。一次，她扮作住娘家的样子，给后陡泉驻扎的游击队送情报，将近后陡泉，忽然遇上日军，把她浑身搜个遍，什么也没查到，看模样是小脚妇女，象个住娘家的，才放走她。她将放在发髻里的情报送给游击队，还将沿途看到日军用骡马驮着弹药的情况告诉了游击队。游击队立即派人抄近路截击，一阵激战，驮马惊奔，弹药全部倒入河中，敌人仓惶而逃。
民国32年（1943），驻在武家坡的游击队准备攻打三交南山碉堡，急需与我地下武工队联系，元英自告奋勇，这次秘信藏在敌人更意料不到的脚趾里，她顺利到达。武工队不到中午就摸清了碉堡里只留5个守敌，余敌都随大队“扫荡”去的情况，元英又带着情报返回，游击队很快作出作战计划。下午，她再次接受送情报的任务，途中与敌哨相遇。敌哨疑为游击队探子，不只搜了她的发髻，而且连裹脚布都没放过，但还是没有发现什么，又顺利通过敌人的搜查，原来她把作战计划藏到拐杖上用手绢扎着。武工队看到作战计划，立即布置。王元英连夜又给樊家岭游击队送去配合作战的秘信。一天一夜，往返四趟送情报，走了7条沟，8座山，行程70多里，她脚痛难忍，身子骨快散架了，但碉堡在当夜被炸毁，5个守敌1个被炸死，4个被活捉。
民国33年（1944）秋，三交之敌自感末日已到，但十分顽固。游击队急需与三交地下党组织联系，又派元英前往联络，她一夜进入敌据点三交镇两次。第二次进三交时，被敌人捉住，问她半夜三更干什么？她说儿子病的厉害请医生，敌人朝她脸上就是一巴掌，吼道：“快说，八路军游击队派你来干什么？”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下，她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哭着说：“我可不知道什么八路九路，我儿子快死了，让我进去请个医生吧！”敌人搜不出什么，放她进去，又一次完成了任务。
游击大队驻扎武家坡，八路军、游击队的伤病员也常来住，都是王元英和老伴安排照料。战士们衣服破了，她发动妇女缝补洗净，没有擦枪油，她下夜把大麻子、杏仁剥皮捣烂取油。伤员来了，她用盐水洗净伤口包扎，战士们称她是“革命的妈妈”。她出席过晋绥边区群英会，参议会，被评为特等拥军、支前模范，被选为边区参议员，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接见和奖励。
民国36年（1947）土改时，受康生极“左”路线的影响，元英被错整。民国37年(1948)土改纠偏，给她平了反，县长郭锡兰代表党和政府慰问了她，给两只羊，十几块白洋，五石（1500斤）小米。她时刻不忘乡亲，把小米分送给全村贫困户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她又担任村妇女主任，继续为人民工作，直到1975年逝世。
燕宏厚（1905——1976），临县曲峪镇人，从小家贫，揽工种地为生，43岁始婚。他是一个为人忠厚、性情刚直、臂力过人、一生热爱林业的农民。民国37年（1948），他积极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“植树造林”的号召，在黄河畔乱石滚滚的石山坡里开始造林。他在石山坡上凿出一块一块的梯田，在沟里用石头垒成一条一条的坝堰，自己采树籽，亲手育树苗，自栽自管护，满山遍是树，从那时起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“林业专业户”。
燕宏厚造林决心大，信心足，一个人，一张锹，一把镢，一根棍，一年四季披星戴月，风雨无阻，滚战在石山上。饿了啃块窝头，渴了喝点凉泉水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苦干了28个春秋。汗水撒遍了山梁，足印踏遍了沟坡，一身风霜，两手老茧，不以为苦。他常说：“力量使不完，汗水流不尽，只要决心大，不怕不成林”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他在曲峪的石鲁土则、石窑沟、后沟、炉沟等处，砌起石塄石坝3000余条。共造林1500亩。在精心管护下，保留树木5万余株，有刺槐、臭椿、杨、柳、枣、桃、杏10多个树种。
1975年，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贯文，专程走访过这位无名英雄，并作颂诗一首发表于《山西日报》，其诗云：
黄河穿峻岭，深山有愚公，
酷暑日伴眠，雪夜星为灯，
种满南山桃，播遍北坡松，
子孙接力传，吕梁换新容。
1976年春，燕宏厚病逝了。为了表彰他的事迹，中共临县县委、临县人民政府遵照他“活着要造林，死后要护林”的遗愿，于1980年10月27日，重葬于石窑则沟山顶，并立碑纪念。碑刻“林业劳动模范燕宏厚之墓”。
孙文鳌（1902——1977），字占元，临县招贤镇孙家塔村人。其祖上世代务农，耕读传家。文鳌自幼酷爱医药，勤学苦读，博览世代名医巨著，自习成才。在家乡应诊数年，不仅对中医各科常见病、多发病治疗有方，而且对多年难治的顽症，亦能知常达变，着手成春。尤对祖国针灸医学，研习有素，造诣颇深。
1957年，他在离石县温家庄乡（今属方山）联合诊所当医生期间，根据中医辩证施治的原则，多次研究运用针灸治疗甲状腺肿大取得成功。山西省和晋中卫生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，深入温家庄一带，访问接受针灸治疗的患者，对远期近期疗效作了调查分析，科学测定，认为针灸治疗甲状腺肿，花钱少，见效快，操作方便，效果显著，深受群众欢迎，的确是一种新经验，新方法，先后在《健康报》、《中医杂志》等报刊上介绍推广。1959年，文鳌出席全国群英会，获国务院奖状，奖章和物质奖励。
1960年，晋中地区在孝义县兑镇举办治疗地方甲状腺肿培训班，邀请孙文鳌介绍经验。他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和针灸技术，而且以自己的临床实践，谆谆教导晚辈和学员：“针灸能立见功效，但生死之穴，乃在分毫，稍有不慎，即可制人于绝地。因此，医术精良，博通医籍仍然重要，临床经验尤为可贵。”离石县组织医疗工作队，年逾花甲的孙文鳌，不畏严寒酷暑，跑遍病区，为患者解除疾苦，深受病区人民的欢迎。1963年、1965年两次当选为离石县第五届、第六届人民代表。还先后被选为出席县、地、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的代表。文鳌身居邻县，心恋故土，年逾古稀，欲将数10年之经验，进行整理，留给家乡，以备后人参阅，因而不顾体弱多病，日出诊，夜写书，如此二年之久，终因心力交瘁，一病不起，于1977年病逝。
白子骥（1895——1980），名建德，临县白家庄村人。9岁入私塾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入县立高等小学。民国5年（1916）考入省立第一师范。在学生时期受辛亥革命影响，追求进步，积极参加山西讨袁护国运动。
民国6年（1917），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，返县后在城庄村任教。民国9年（1920）任县国民学校校长。时教育大纲学习制度以及教材内容仍较陈腐，子骥经常阅读《新青年》，对李大钊提出的青年要“冲破历史的网罗，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”影响很深。他发动进步老师宣传民主，反对“尊君尊孔”的封建教育，提倡以理性和科学判断一切，应用白话文。学校没有新教材，他发动教师自编，在他的倡导下，全县各校易文言为白话，废旧学为新学，为我县普及国民教育创造了条件。
子骥为人耿直，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，但封建毒害依旧，政治腐败并没有改变多少，国家仍然危机四伏。他认为“有志之士，应以国家安危为己任”，方不负中山先生教导。由于他性格直拗，以致直言招祸，在县难于容身。民国12年（1923）秋，进入太原医学所学西医。民国14年（1925）学习结业，被分配到晋军四师七团任军医。他看到阎军层层倚官仗势，专横跋扈，虽后来被提为军医长，仍毅然于民国18年（1929）借故回乡，再未返队。
民国19年（1930），临县第一个能作外科手术的西医白子骥，在县城创办了“建德医院”。其医院手续简便，费用较低，不论贫富官民皆以诚相待，随叫随到。对贫者，免费治疗。民国23年（1934），都督村一李姓农民背患痈疽，为延医治疗，已将仅有的一亩二分地卖年，仍不见效。他收治后，精心治愈并免除全部费用。当时的建德医院门庭若市，很快成为县民治病的中心。
民国26年（1937），日军进攻华北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日主张在子骥思想上产生了深刻影响，遂将长子宝善送八路军一二○师参加革命国。民国29年（1940），临县解放后，他参加公立民众医院担任医生。1949年，被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、副主席。1950年任临县卫生院院长。1951年后任县卫生科科长、卫生局局长。本县寄生虫病，甲状腺肿、矽肺等病，在他任职期间发病率大幅度下降。临县卫生工作受国务院和省、地表彰，是与他的积极工作分不开的。他在临床实践中创造的以脐带汤引种麻疹的方法，效果好，被收入《山西验方选集》。他以中西医结合治狂犬咬伤、蛇毒等急症的验方疗效很高。1961年11月19日白子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65年退休后仍为人义务看病。1980年1月1日病逝。
刘树风（1893——1980），原名绍植，字树丰，柳林县西王家沟乡南窊村人（原属临县碛口镇）。7岁入本村私塾，后入县立高小，民国2年（1913）考入山西省第一师范，民国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，怀着一心从教的热情返县任教。时教学不能稳定，常有失业的威胁。解放前的20年中，先后转移5县8校，其中有3年处在失业之中。
刘树风饱尝了旧社会的酸甜苦辣，认识到旧社会的腐败黑暗，决心以教育救国。他每到一处，总是专心致志，苦心孤诣当好园丁。当时不少人称赞他办学严谨，教学有方，作风正派，诲人不倦。他对学生过借，很少责罚，而是以理服人。他敢于严格要求学生，对富家子弟的特殊要求不退缩，不迁就，对穷人家子弟总是千方百计给以照顾，受到广大师生的敬佩。
树风目睹了大革命的失败，看到汾阳街头悬挂着革命志士人头，同情革命，关心革命。其三弟刘绍南（共产党员）被捕后，他全力设法营救，并鼓励他的长子、三子、四子都加入革命队伍。
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关头，他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学校——丛罗峪完小的工作。由于日军“扫荡”频繁，学校在杜家沟、泥滩沟、兴仁里、石佛山、堡子峪、丛罗峪一带转移，在艰苦的环境里他坚持教学，为党和军队输送了不少人才。
在教学上，提倡启发式教学，枯燥的教学课程，经他讲出来，学生都感兴趣。他对启发式教学有相当研究，方法多种多样。一次给学生上自然课，学生还未打开书本，他就提问：“教室里的人都出去了还有什么？”学生回答：“还有桌凳。”他说：“如果把桌登都搬出去了呢？”学生陷入沉思，都觉得空无一物了。突然一个学生举手说：“有空气。”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，今天的课是讲空气的。
刘树风在汾阳河汾中学、祁县中学等校任过教师、校长。全国解放后，由祁县中学调山西省博物馆工作。1958年退休，先后从教40余年。
郭炳旺（1917——1982），临县后甘泉村人。少时家境贫寒，8岁即在歧道进财客店当童工。稍长，有胆识，处事果断，善交际而为人正直，頗受乡里和店主的信任。临县解放后，与人合开了个小磨坊，家里生活好转。日军侵入临县，炳旺对敌人的“三光”政策痛恨在心。民国30年（1941）3月的一天傍晚，回家途中，在佛堂峪前村被日军抓捕，带到三交镇，转交两个伪军看守。他与邻村被抓来的刘进财约好，乘伪军不备，闯上前去，一人一个用黑夹袄搂头一抱，将其压倒在地，并把伪军身上的四个手榴弹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扔出，几声巨响，惊得敌人乱作一团，误为被游击队包围，立即分路阻击。炳旺与刘进财以及场上被抓的人才得以乘乱脱险。回家后，看到家里灶倒锅烂、衣物粮食被敌人抢劫一空，从此决心练兵习武，毅然参加歧道村民兵分队。歧道民兵配合部队作战多次，他锻炼得更加机智勇敢。民国31——32年6月的一年半中，他带领歧道民兵作战30多次，共毙日伪军60多名，军马、军犬数只，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和物品。
民国32年（1943）8月7日，得知日军大队人马要来歧道抢劫，立即布置抗击。敌军近村，先四路散开，将村子包围，然后派100多名伪军分两路进村破门掠夺。突然西街枪响，敌人立即整队搜捕，北街又响起枪声，敌人又蜂拥向北，南街枪声更急，敌人手足无措正要撤离，村外红圪峁、西水沟以及官道两侧枪弹雷鸣，杀声四起，敌人丧胆退逃。这一仗，击毙日军2人，伪军4人，解救被捕群众20多名，截获大量被抢财物。是年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秋，炳旺探知日军又要“扫荡”歧道，于是组织民兵大摆地雷阵，当“看家雷”、“守门雷”、“护街雷”、“卫村雷”刚埋好，一队日军已到村边。走在前的伪军哆嗦着用长杆划圈圈，作标记，绕过“卫村雷”，以为雷区已过，放胆走上街头，“轰隆”一声，两个敌人丧命，一个汉奸受伤，其余见状抱头鼠窜。日军不服气，用刺刀逼着汉奸伪军进村，到打谷场上，见堆着谷子，便命伪军抢劫。两伪军拉来毛驴，将两袋谷子往起一抱，“轰轰”，当场又炸死伪军两名，毛驴两头。日军吓得立即撤退，蹑足而逃。
炳旺在抗战中威名远扬，解放战争中，率临县500民兵配合陈赓、王震将军指挥的部队，转战于隰县与中阳一带，解放了隰县，又参加了解放中阳的战斗。他先后荣立战功7次，其中特等功两次，甲等功两次，多次受到晋绥边区的嘉奖。北京、延安等地的军事博物馆里，陈列着他荣获的“朱总司令奖章”，“劳武结合奖章”，“特等民兵英雄”奖旗及枪支等奖品。
新中国建立后，炳旺勤劳生产，政府给补助，婉言谢绝。晚年患癌病，军分区给补助也力辞不受。1982年病逝。
刘崇德（1909——1982）字峻夫，临县后月镜村人。8岁入本村小学，16岁毕业于方山省立第二平民高小，18岁到县城“常庆元”药店当学徒，后任会计。其间，他刻苦攻读中医典籍，成为医生。
崇德青年时期虽然步入医门，但他关心国家大事，积极追求革命。抗日战争中，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民国26年（1937），考入牺盟会领导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，加入牺盟会，同年结业回县，先后任三区助理员，两级学校书记员、教员。民国27年（1938）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翌年10月，受党组织派遣任三区区长。临县解放后，历任一区区长，黄河商店经理，方山县财政科长，临县人民政府秘书等职。
民国33年（1944），崇德接受中共临县县委的安排，创办县立医院。当时既无资金，又无设备，他艰苦创业，开办了临县第一座县办医院，取名“民众医院”，他任院长。
1952年9月，崇德被选为临县副县长。职务变了，他为人民服务的本色未变，平易近人，处处关心群众疾苦。有一次，路遇一人腹痛的在地上打滚，他亲自扶送医院，并自己出钱给买药。患者病愈，感激地说：“刘县长真是咱穷苦人的好县长。”
50年代中至60年代，崇德任兴县、榆次专署卫生所科长，省卫生厅中医处秘书，中医学会山西分会常务理事，省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副院长等职。他为发展中医，与排斥中医的行为作过不懈斗争。1956年亲自搜集、整理、编写了20多万字的《山西省中医验方秘方选》。他还深入门诊、病房和医务人员中总结中医治疗经验，并为西医学中医班讲课，讲授中医的学术理论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造反派夺了他的权，仍每天坚持门诊，并带领中医研究所的医生深入文水县的8个公社为农民看病。医疗队被围攻，他义正词严，挺身解围。1970年，被下放到临县白文镇插队，积极帮助农村办医疗所，传授医疗技术，给白文中学卫生班讲课，翻山越岭为周围几十个山村的农民看病，受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。
崇德医德高尚，给人治病，从不收受分文。他的处方药味少，价廉、效高。1961年他被邀请到北京，为一位粮食部长治高血压，仅开4味草药，部长认为他服了几千元的药尚不见效，不以为然，结果一剂见效，连服10剂，只用了7元多钱就好了。
1973年，刘崇德调回临县，先后任县人民医院党支部副书记、革委主任，县卫生局计生办副主任。1981年10月，当选为县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1980——1982年，他带病将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写成20万字的医案、医话，奉献于社会。1982年病逝。
王佩福（1918——1982），临县三交镇孙家沟村人。自幼家贫，以给地主牧羊打短工为生。民国29年（1940）参加革命，民国33年（1944）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历任三交区干部，武家沟、佛堂峪乡指导员，县供销社干部。1953年响应号召回村组建农业合作社，1956年，初级社转高级社时，担任了
村党支部书记。他坚持“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”的精神，带领群众修建高标准梯田，打坝造地，造林种草。由于采取了工程和生物措施相结合，治山和治沟相结合，经过十几年“集中、连续、综合”治理，使全村分布在11个山头，7条沟里的1254亩坡耕地，除380亩枣林地外，都建成了高标准基本农田，其中水平梯田810亩，沟坝地32亩，水地8亩，基本农田达到850亩，占总耕地面积的70%，人均1.6亩。使80%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控制。1966年，全村粮食总产18.88万公斤，人均353公斤，亩产222公斤，比合作化初期亩产40公斤增长4.5倍，不仅做到粮食自给有余，还向国家交售商品粮5万公斤。孙家沟的自然面貌变了，人的精神面貌也变了，尊老爱幼，勤劳致富，廉洁奉公，一心为集体的精神蔚然成风，连年评为省、地农业先进典型，先进经验在全省推广，被誉为“西山的大寨”。王佩福带领群众大搞农田建设的事迹，以图、表、照片的形式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展出。王佩福被评为省、地劳模，并当选为山西省五届人大代表，中共临县委员会委员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孙家沟被诬为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典型，佩福受到责难和批斗。生产受到严重破坏，集体的2.5万公斤储备粮和一万元存款全部吃尽分光，群众又回到缺吃少穿没钱花的困境中。
1975年，在全国农业会议后，佩福再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，他接受了山地水利化投资大、成本高的教训，在县农技站的帮助下，大干旱作农业，将810亩水平梯田全部普耕深翻，把“三保田”变成了“海绵田”，活土层提高到20厘米以上。为解决肥料问题，将所有秸秆全部还田，土壤中有机质含量达1.1%，比全县水平高二倍。土地蓄水力强，集雨期每小时亩吸水量比一般地多31毫米，降雨量利用率达70%以上，这些农田基本做到旱涝保收，高产稳产。在三交农技站的帮助下，孙家沟农技科研队年年搞试验，先后推广了蓄水保墒，良种栽培，秸杆还田，集中施肥，氮磷配合，耕作改制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。
王佩福为了孙家沟群众尽快共同富起来，在征服自然的战斗中，始终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他每年参加集体劳动不少于200天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王佩福根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，很快在全村落实了农业生产责任制，带领群众在迈向小康的征途上开拓奋进。
朱英（1922——1985），原名李卫珍，又名李生藩，临县白文镇人。民国24年（1935），14岁的朱英在太原中学就读时，从阅读进步书刊中萌发了革命思想。民国25年（1936）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、山西省牺盟会。民国26年（1937）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党组织的安排下，返回临县开展工作，临县牺盟会派他到白文一带组织进步力量，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救亡。是年10月，参加临县牺盟游击队，开展清匪除霸，动员参军参战，扩大武装力量等工作。民国26年（1937）冬，派赴延安抗大学习，未毕业即派往部队工作。
民国27年（1938），朱英先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任连指导员，尔后到晋冀鲁豫军区任团参谋长，团长等职。在抗日战争中，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。在解放战争中，参加了上党、晋南、强渡黄河、挺进豫西、淮海、渡江以及两广战役。他在指挥作战中，审时度势，精心运筹，英勇果断，身先士卒，屡克顽敌，充分显示了不凡的军事指挥才能。
朱英身任武职，爱好文学，文才亦很出色，还是一位优秀的随军记者。《人民日报》1962年6月2日发表的“骑龙过黄河”就是他写的陈谢兵团一夜之间飞渡黄河，插入中原的惊险事迹。
新中国建立后，朱英由师参谋长、师长晋升为军参谋长。历任昆明军区、广州军区司令部参谋长。曾被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。他从戎多年，既重视军队政治工作，又重视军事训练，认为军事民主是指挥员与战斗员之间的联系纽带，在制定作战方案时，实行军事民主既可集中广大战士的智慧，又可把指挥员的部署和决心变为战士的自觉行动，这样就能以一当十，增加战斗力，克敌致胜。在国防建设方面，他强调“居安思危，有备无患”，针对现代战役和军队特点，要求部队严格训练，为战时培养好有一定军事素质的兵员，他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出了贡献。
朱英还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老挝大使馆参赞，他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，正确执行了党的军事、外交路线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朱英与“四人帮”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高尚品质。
1985年3月18日朱英病逝于广州，终年64岁。
郭锡兰（1919——1985），临县丛罗峪镇杨家山村人。在临县第一高等小学就读时，经常阅读进步书刊。民国21年（1932），14 的郭锡兰就关心抗日救亡运动。民国25年（1936） 冬，毅然离家，走上抗日前线，参加了绥东战役。民国28年（1939）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历任临县第四区区长，临南县委宣传部长、县长等职。他在组织人民抗击侵略者，建设新政权中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解放战争中，历任晋绥一中副校长、中共晋绥分局党校部主任、地委宣传部长、地委副书记等职。
新中国建立初，郭锡兰随军南下。历任西康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、纪委副书记、地委书记、西康省财计党委、党组书记等职。1956年调西藏，先后任西藏自治区秘书长、副书记、书记、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、自治区顾委主任等职，长期主管西藏财经工作。他作风民主，从实际出发，重视民族团结，为西藏的进步繁荣耗尽了心血。
西藏要发展，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。为了改变交通落后状况，郭锡兰踏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。1956年，在修建雅鲁藏布江第一座大桥——曲水桥时，从设计到施工，他现场办公，朝夕不离，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，做到工期短、质量好、投资少，在西藏建桥史上创立了最佳样板。1964——1965年，他两次从拉萨出发，北至甘粛柳园，东至昌都、察隅等地，行程8千里，往返3个月，对青藏、川藏两条公路干线进行了调查研究。他提出了公路运输管理的“段、站、厂、队”四字方针，即办好养护段、司机食宿站、汽车修配厂、汽车运输队。四字方针贯彻后，对西藏交通运输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。
“粮盐交换”是西藏农牧民之间经济往来的主要形式，也是边境小额贸易的主要内容。每年冬天，牧民到盐湖挖盐，秋天用牦牛、羊子驮着食盐、土堿及畜产品到农区换粮和农副产品，这种历史形成的交换，关系到几十万农牧民的生产生活。随着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建立，“粮盐交换”市场由减少到中止，给居住分散的农牧民带来很大困难，仅林芝一带就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吃不上盐。郭锡兰召集工交财贸有关领导研究讨论，一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，“粮盐交换”由来已久，有广泛的群众性，既适合穷乡僻壤，地广人稀，居住分散的特点，又能促进这些地区的贸易和生产发展，在他的极力坚持下，恢复了“粮盐交换”，使群众生活、生产上的困难很快得到解决。在拉萨市政建设中，他反复强调：造价是各种消耗和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反映，一切工作要围绕提高质量，降低成本这个中心来开展。他不避风雨，与藏汉干部、工人、居民一起奋战，以最快的速度，最低的造价和较好质量，建成了包括文化宫、展览馆、银行、邮电、百货等工程在内的拉萨第一条大街，锻炼了一支以藏族为主的建筑工程队，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。
锡兰勤奋清廉，在西藏工作30多年，没有休完一次假。一年到内地开会两次，会完即反藏，每天工作十四、五小时，很少过星期日。夜晚别人已入睡，他还在批阅文件报告，黎明别人才起床，他已拾粪返回。他种了块自留地，但收入的蔬菜却交给大食堂。他长期患气管炎，后又患肝炎，还经常深入上百里远的农村，牧场了解民情。每逢研究重要问题，意见需要统一，他总是求诸实际，亲自调查研究，总结了四字调查法。他的讲话稿，都亲自动手，从来不用秘书代写。
1985年，锡兰病情加重，在北京治疗，自觉有生之日无几，于是毅然返藏，要在活着时把西藏建设、发展计划搞出来。这是他对有着深厚感情的西藏未来的设想和建议，也是对西藏人民的最后奉献。
1985年8月21日，郭锡兰病逝于北京。
刘万山（1908——1986），临县丛罗峪镇刘家山村人。出生于贫苦农家，自幼生活所迫，7岁就给本村地主家干杂活。13岁开始离家到碛口镇李家山、索达干乡咀头等村扛长工，直到民国28年（1939），才告别了当牛做马的生活。是年秋，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，他的政治觉悟提高，同全村父老一道对敲诈勒索、横行乡里的坏村长展开斗争，列举罪状，赶其下台，选举了人民拥护的好村长。民国29年（1940）3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年秋，任丛罗峪区瓦窑塔行政村秘书。民国30年（19 41），任瓦窑塔行政村村长。翌年冬至民国32年（1943）春，任临南县建设科科员。秋，参加临南县举办的“减租减息”训练班，是年，出席了晋绥边区劳模会，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，并荣获奖金（25元银洋）、奖状、劳模证章等。民国34年（1945）4月，任临南二区区长（先驻招贤、后移驻林家坪）。民国35年（1946），任临县八区区长（驻林家坪）。民国36年（1947），任十一区区委书记。民国37年（1948），任临县建设科科长。1949年任副县长。1956年任中共临县监委书记，直到962年退休（后改离休）。
刘万山未进过学校大门，是个没文化的农民干部。担任领导职务后，每次外出开会学文件、听报告、领受会议精神，他不会做笔记，全凭脑子记忆，进行汇报和传达。他的讲话也全凭事先在脑子里考虑好了才进行。但是讲话语言朴实风趣，很吸引人。他工作期间，办事极端认真，秉公清廉，作风民主，生活俭朴，深得民心。尤其是在民国29——36年（1938——1945）革命最艰苦的岁月，为了解决抗日军队——八路军的吃粮困难，他日夜奔走，费尽心机，用讲道理、摆事实的办法，亲自上门动员林家坪乡张家沟富户薛茂中献粮60余石，招贤段家塔村薛崇如献粮100石，并亲自送交抗日军队。为解决本县在招贤制造地雷、手榴弹所缺的引爆拉线，他不辞辛劳，说服动员碛口镇富商陈敬梓献出其经营的数量可观的丝线。为了解决八路军急需的衣和鞋，他走村串户发动群众纺棉花，织“标准布”，做军鞋。他所领导的地区、单位缴售“标准布”的数量、质量总是全县之首，而且往往提前完成。他的家属每次上缴“标准布”的数量、质量总是全县第一流的。当他发现妻子任务过重，日夜操劳，恐难提前完成任务时，他就挤出时间帮助纺线织布，有时通宵不眠。他的模范事迹被编成戏剧在全县上演，并在《晋绥日报》上进行报道。
新中国建立后，万山在担任副县长和县监委书记期间，一如既往，勤奋工作，无私奉献，直到1962年退休。
高万青（1903——1986），临县林家坪镇杏窊村人。13岁就读于私塾，17岁入碛口高小学习，后到太原进山中学学习，因经济拮据，退学回家，随父学医。民国12年（1923），考入汾阳河汾中学读书。民国18年（1929），入北大法学院，毕业于政法系。民国25年（1936）回县任教，民国26年（1937）参加牺盟会，同年7月，任临县差务局主任。民国17年任县政府特务营营长，9月，任山西保安第四区第四支队政法部主任，11月因病回家。民国29年，在临县经济局任视察员、秘书等。民国34年9月以后，先后在人杰墕、临县第一高小、三交高小、歧道中学、林家坪等学校任教。从教40余年，为培养人才做出贡献。
万青从小酷爱秧歌，13岁开始挑伞出门表演，初露头角便显示出其超人的才华。30年代，年轻好胜，唱秧歌大胆、泼辣、自负。如他唱道：“肚子是个秧歌窝，秧歌好比牛毛多，唱了十年又十年，才唱出半个牛耳朵。”“五湖四海到处走，愿在世上访高手，不敢人前夸海口，对上秧歌认朋友。”最出名的是他和高有贵的一场“激战”，据说杏窊村的秧歌队首次到严家墕村表演，受到热情款待。按当地风俗，严家墕的秧歌也应在适当的时候回访，同时讨还欠账。可因杏窊村有个大名鼎鼎的高万青，而严家墕又无他的对手，一直不敢前往。后从招贤寺坂底请了和高万青同一时期的著名伞头高有贵，秧歌队才到杏窊村。两人见面，便拉开了互相对答的一场激战，如万青唱：“秧歌到来喜心怀，乐的我们穿不办鞋（读孩音），自古客由主安排，对上秧歌再进来。”高有贵唱：“东山挂出免战牌，西山来还是头一回，听说贵府有高才，我大胆闯进曹营来。”万青唱：“东山上你是一只虎，老虎下山不如狗，老鼠入了狸猫的口，爪爪虽刨你难逃走。”高有贵唱：“十二相属鼠第一，小小狸猫算老几，深山的豹子张开咀，连骨头带肉吃了你。”两人一直对搭到日头偏西，不分胜负，最后还是万青之父喝住儿子，秧歌队才得以进村。
中年时期的高万青，一直在当地担任教师。经历世事，阅世渐深，唱秧歌也逐步走向成熟，如唱碛口“天下黄河十八弯，宁夏起身到潼关，沿河风景说不完，还数碛口卧虎山。”唱招贤：“招贤沟里很兴红，烧瓷炼铁又铸铜，珍珠玛瑙玉石瓶，不如大锅小老盆。”唱侯家沟底村：“苹果核桃大母枣，香水油梨甜葡萄，山上山下全是宝，赛过仙山灵芝草。”
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，他被错定为右派，1962年摘掉帽子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又被开除回家，直到1978年才改正平反，恢复名誉。在人生道路上几经波折后，他的秧歌处处表现出谦和的风格，如“鞭炮惊心不住鸣，乡亲们热情来欢迎，我唱秧歌是乱弹琴，高抬贵手咱进门。”
1983年，80高龄的高万青，专程到县城祝贺首届伞头秧歌比赛，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，他唱道：“秋风糜子寒露谷，树到霜降落叶子，想唱秧歌气不足，同志们欢迎我感激。”“赛歌台上看伞头，个个出色竞风流，鼓足干劲再加油，锦上添花楼上楼。”当临县伞头秧歌队首次赴离石表演获得成功，返县后进行汇报表演时，他唱道：“初战吕梁斗志高，风卷红旗漫天飘，英雄榜上姓名标，我为大家解征袍。”
万青从13岁开始挑伞唱秧歌直到晚年，是本县著名的伞头，人称伞头泰斗。他的秧歌语言纯朴，七字句居多，干净利落，绝无拖泥带水之嫌，艺术感染力较强。他一生唱的秧歌有千首之多，今在民间传颂的不下一、二百首。
刘侵霄（1916——1987），临县松峪村人，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。7岁入本村小学，12岁入县立第一高小，毕业后在本县农村小学任教。
民国25年（1936），红军东征到白文，侵霄深受影响，产生向往革命的思想。同年9月加入牺盟会，翌年，经县牺盟会介绍，考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，到忻州教九团受训。同年8月，参加了决死二纵队，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奔赴抗日前线。
侵霄作战机智英勇。民国27年（1938），他在洪赵游击大队任主任时，在日军炮火猛烈，枪弹密集射击中，率部穿越封锁线破敌交通。还有一次为了解救被围连队，他冒死率部冲向敌背，救出被困连队。民国29年，他任二队供给部会计科长，部队从交城、文水山区向临县转移，他腰缠金条、法币，随军走到上西坡河滩，突遭日军伏击，他左冲右突，拼命搏斗，战后清点，他腰缠的金条、法币未损分文。同年冬，日军“扫荡”，侵霄身患重病，仍随军活动。一天，在三道川中庄村宿营，被日军包围，他听到枪声，一跃出门，冒死从后墙冲出，左肩负伤，仍拼命爬上山，追上突围战友，但在包伤时，日军冲来，寡不敌众被俘。日军对他残酷拷打，用绳子勒，他几度昏死，视死如归，未漏任何机密，后被党营救出狱，这在他个人历史上形成疑点，历次政治运动中总要受到纠缠，但并未影响他对党的忠诚，对革命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。
40年代初，侵霄任晋化货栈转运站办事处经理、站长。当时前方部队生活十分艰苦，后方做经济工作的一些人却滋长了讲排场，讲享受的风气。他严格管理，每天吃米汤炒面，一星期只准吃一顿白面。他对别人严对自己更严，他盖的黑粗布被子，又铺又盖十几年。军分区政委发现后说：“与讨饭的差不多，换床新的吧！”他说：“我是后勤部长，应当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。”此被子一直盖到新中国建立初。1949年10月，他任晋南中心区后勤部长，1953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，是总后前线指挥成员之一。他艰苦朴素，廉洁奉公，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，置生死于度外，始终如一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除了挨批斗，还受到百般折磨，劳动改造6年，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。平反后，任内蒙军区军级顾问。
1981年，刘侵霄离休后，写了不少回忆录发表于《内蒙古日报》和内蒙古《实践》杂志。
张永伦（1905——1990），临县林家坪镇兴仁里村人，从小家贫如洗。民国16年（1927），在方山种地。民国25年，红军东征到方山，永伦受到革命影响，在方山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民国26年10月，受党组织派遣到碛口区做农会工作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民国27年调任县农民救国会秘书，发动农民反封建剥削，开展“减租减息”，推行“合理负担”，揭发贪官污吏，经常活动在郝家山、高家坪、庙墕等地，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。
民国28年（1939），阎锡山发动“晋西事变”后，他在带领部分人转移农村时，在明地局被阎军抓捕。敌人把他捆绑到窊头村，要与同时被捕的阎继武等一起处死，忽接令让拉到青凉寺活埋。次日到青凉寺，埋人坑挖好，敌人又接令让押回县城与段冰洁一起审理。张永伦被押回县城，敌人查出已出城的不少护照是县农会开的，有他的印章署名，又决定在文庙底活埋。此时，盘踞县城的骑一军军长赵承绶要亲自审讯张永伦，在审讯中他被打得遍体伤痕，血迹斑斑，数次昏厥，但守口如瓶。敌人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材料，被投入死监，准备与在监的15人一并处决。当敌人从1号监杀到关押张永伦的6号监时，城外传来枪声，新军冲进县城，骑一军弃城南逃，永伦获救出狱。
民国29年（1940）1月，永伦任县抗联主任，后调地区农会负责。土改时，任地区土改委员会副主任。时康生在郝家坡搞土改试点，提出所谓“搬石头”运动，在这一错误口号指导下，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严重脱离了党的领导，致使不少村、区、县干部，以及在外甚至在中央工作的本县籍干部，都被要回本村受整，永伦对康生的这一作法很反感。当他看到六区农会秘书，从小揽工种地的刘锦隆，被村民要回村打死的惨状，十分难过，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。于是一面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，一面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抵制。他提出：今后不管那个村往回要干部，都必须经过批准。他以地区农会领导人的身份亲自掌握审批权，保护数十个好干部免受批斗。
民国36年（1947）土改后，张永伦先后任中共方山县委书记，晋绥国边区建设处副处长、兴县专署副专员。后调任太原晋源农牧厂副厂长，1983年离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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